【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
我們有幸能夠聽聞如今最後的「二二八政治死刑犯」第一手的回憶錄。如今近九十歲高齡的陳明忠，曾在「戒嚴」期間兩度被捕入獄，是臺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21年黑牢。
他是真正跟隨謝雪紅革命的一份子，加入敢死隊、入霧社懇求原住民相助、最後孤軍襲擊國軍而入獄——
（責任編輯：林芮緹）
文／陳明忠
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臺灣各地民眾大規模反抗政府，包括民眾與政府的衝突、軍警鎮壓平民、當地人對外省人的攻擊，以及臺灣士紳遭軍警捕殺，統稱為「二二八事件」。
這是臺灣現代史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之後臺灣緊接著實施長達38年的戒嚴，至少數萬名民眾在白色恐怖時期死亡、失蹤、監禁。
作為臺灣「統左」的代表性人物，將近九十歲高齡的陳明忠，曾在「戒嚴」期間兩度被捕入獄，是臺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一共坐了二十一年黑牢。
他的一生，歷經日本殖民統治、「二二八」事件、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和黨外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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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2月28日，我還在農學院讀三年級。這天下午去看電影，晚上回學生宿舍，迎面碰到謝桂芳（我在高雄中學的學長）：「你還去看電影啊？臺北都打起來了！」
接著臺北延平大學和台大醫學院的兩個學生來宿舍通報消息說，3月2日在台中戲院要召開市民大會，問我參不參加，我說：「當然去啊！」
第二天街上有很多人散發號召鬥爭的傳單，整個台中都鬧起來了。
3月2日，台中戲院裡人滿滿的。大家推楊克煌出來講話，他正講著，謝雪紅來了，他就介紹謝雪紅，一聽是日據時代反抗日本人坐了十幾年牢的人，大家就都很敬佩，推舉她做大會主席。
很多人跳出來講，群情激動。有人就喊：「講沒有用啦，去！」去哪裡？先去了警察局。警察局長立刻解除全體員警的武裝，把武器都交出來。我跟著到警察局，看見台中縣長也被捉來，跪在陽臺上，好像進行公審一樣。
因為貪汙，大家都很憎惡台中縣長，還有人大喊：「槍斃他！」
謝雪紅講：「他雖然壞，罪不至死。」有人又喊：「耳朵割下來！」謝雪紅說：「這也太野蠻了吧。不要吧。」又有人喊：「打他！」她說：「打可以。」就讓兩邊按著的人打他。謝雪紅對群眾還是很有控制力的，大家都聽她的。
很多人從警察局拿槍，我也拿了一杆槍。槍膛裡有黃油，這是保存槍的辦法，我在中學三年級的軍事訓練課上就學過，應該拿布伸進槍管裡擦，弄乾淨。但這時忘記了，拿到槍就走了。帶著槍和子彈回到農學院宿舍，但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被擊中掃射，還撿回一條命
這一天，台中也成立了「台中地區臨時處理委員會」，並且把學生組織起來成立「治安隊」。農學院也成立了屬於處理委員會的學生治安隊，隊長是林秀棟，他是農學院僅有的臺灣人教授，羅東人（事件後被學校解聘，轉到延平學院任教，1950年被捕，判刑十年）；副隊長是一個林姓學長。
3月3日，大家到市政府廣場談天，也不知道要幹什麼。
忽然國軍一輛卡車開過來，架著一挺機關槍，後面堆著沙包，看到人就掃射。我們趕緊趴下來，躲起來開槍。我專打車輪，打中了，但車沒停，稍轉一下就開走了。等車都沒了，我爬起來，發現跟著我來市政府廣場的陳保德（現在是愛之味食品公司的副董事長）不見了。回到宿舍見到陳保德，他說他從排水溝裡爬出去，先回宿舍了。
聽說國民黨的部隊集結在教化會館，下午有武器的人自動去攻，我也參加了。我日據時代受過軍事訓練，知道臥倒、跳起、進幾步。聽機關槍的聲音，知道什麼時候該臥倒、什麼時候該前進。
在教化會館，一個商業高職的學生看著我，我跳起來，他也跳起來，但我臥倒，他沒跟著臥倒，結果中了一槍，幾個有經驗的人把他抬走了。
攻教化會館的人有從東南亞回來的台籍老兵，有失業的人，多數有戰爭經驗。學生大都沒有打仗的經驗，死傷很多。
有個人提醒我：「你的槍有點奇怪喔，會發火花。」我也奇怪， 怎麼對方的火力都往我這邊來。突然意識到，啊，黃油，是我槍裡的黃油沒有擦掉。算我命大，被集中掃射也沒死。我後來才知道，那人是東南亞戰場回來的老兵，外號「老虎」。
這天，一直打到晚上，忽然一顆手榴彈落在我身旁三四米遠，我趕緊臥倒，它一直滾到我腳邊來，卻沒有爆炸。原來，這是日本留下來的手榴彈，日本的手榴彈和國民黨軍隊在大陸用的不一樣，要先敲一下再扔出去。國軍不會用，我撿回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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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會館外面有圍牆，裡面二樓走廊上堆著一捆一捆棉花，用來擋火力，我們的槍打不進去。而且我們在平地，他們在高處，火力又強，所以他們損失很少。
守軍最後投降了，投降的大概有一百人，幾個年紀大的，就帶他們到學校集中管理。
我們攻的人，各方面的都有，搞不清楚有多少人，也沒有指揮，就亂打一通。但我看見一隊穿黑衣的，很勇敢，動作很迅猛，據說是埔裡來的少數民族。我後來去了埔裡才知道，他們的領導人是黃信卿，以前是台籍日本軍官，在東北做軍官。
國軍來了
台中市和近郊的一些機關都被市民佔領了——「二二八」時，整個臺灣大概只有台中被市民全面佔領。
農學院的學生負責守衛火車站。臺北來了通知，要槍和武器。我們的武器也沒那麼多，就用火車送手榴彈給臺北。
後來有個人來報信，才知道高雄很慘，希望我們台中派援軍去。我是高雄人，也想帶人去援助。
那時總共有三四十個人在火車站，但不太敢跟我去高雄。我就想到黑衣隊，決定3月17日去埔裡找他們。我到埔裡，看到幾個人還穿著那身衣服，拿著槍，我就問：「是攻教化會館的嗎？」他們說：「是。」我說：「我想去高雄，要不要去？」他們就說：「可以啊。」我說：「你們多少人？」一算，五六十個人，需要車子。怎麼辦呢？
第二天，我去找埔裡的區長。區長很客氣，還拿名片給我，我一看，張文環，不是那個日據時代很有名的小說家嗎？我問：「你是不是作家張文環？」他說：「是。」我說：「我看過你的小說啊。」他很高興。
他當時大約是能高區的區長，區公所在埔裡。但他告訴我：「沒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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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決定回台中去調車，結果在埔裡的大街上碰到了謝雪紅、楊克煌。他們開著一輛巴士，後面裝著襪子、毛毯、蚊帳等很多東西。看見我，我還穿著教化會館裡繳獲的日本空軍的衣服，他們就說：「哎，學生來，幫忙幫忙。」
原來二七部隊要撤退到埔裡，他們先來，把教化會館裡的東西運過來賣，當經費。
他們問我在埔裡幹嗎？我說要帶少數民族去高雄救援。幫過之後，我就打算回台中，正好帶謝雪紅來的巴士也要回去，我們就一起走。路過草屯，碰到二七部隊的人，說：「國軍要來了，我們要撤退，你不要回去了。」我想，昨天出來還沒什麼事，怎麼一天之間就有這麼大的變化？我還是要回去。
他們又說：「你回去碰到國軍，帶著槍就麻煩了，不要拿槍。」我就把槍交給他們。
又有個人說，他們撤退時，火藥庫沒有來得及炸，拿鑰匙給我，讓我回去後把它炸掉。
死一樣寂靜的台中
我和巴士司機回到台中，發現整個台中是靜的，街上完全沒有人了。可能知道國軍要來，二七部隊又撤離，一般人都不敢出來，台中好像死城一樣，感受很不好。
回到宿舍，宿舍也是空的，桌上有林淵源留的一張條子，讓我到苗栗縣後龍鎮一個同學家裡，說他先去了，讓我也去。可是沒有車子，怎麼去？我打算先去炸火藥庫，到那裡一看，已經被流氓佔領了。
我一過去，他們就喊：「幹什麼？」我說：「我看看。」他們說：「看什麼？回去回去。」國軍進來台中之前，流氓先來「保護」。流氓是最快倒戈的，他們一般是無業遊民，之前攻教化會館之後，台中開始有人打外省人，就是一些流氓亂來。我曾見他們打一個孕婦，踩她的肚子。
我說：「打倒貪官汙吏，不是打倒外省人。」我有槍，就沖著他們喊：「再打我就開槍了。」他們就不敢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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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和那個巴士司機分手時，和他約定了在一個地方等，要去埔裡也得坐他的車子。
我去炸火藥庫時，看到那些流氓倒戈，就擔心那個司機會不會也倒戈。本來也不認識，也不敢去約定的地方，決定走路去。
我帶著兩個同學，各再拿一支槍和子彈後出發，走到霧峰附近，聽到後面有車子來。就擔心是不是國軍來了？
當時整個台中沒有人，氣氛很肅殺，認為國軍隨時會來。但台中到埔裡，要走一天。我讓他們兩個在路邊蹲下，我去攔車：如果是國軍，我會給打死，你們就快跑；如果不是，我們就可以搭車走了。
我拿槍站在路上攔車，沒想到就是那個司機。他等我很久沒等到我，所以就開走了。他說：「怎麼你沒有來？」我說：「我怕你也叛變。」他說：「媽的！」
△十八歲的我，憑著年輕和血氣與國軍對抗。 《悲情城市》劇照
十八歲，敢死隊憑著血氣上戰場
我回到埔裡後的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九日，二七部隊開會。謝雪紅宣佈，二七部隊改為「臺灣民主聯軍」。有個新聞記者蔡鐵城（五十年代被槍斃）說：「埔裡是臺灣的重慶。」大家聽了很振奮，埔裡是重慶，就是革命的中心啊（就像重慶是抗戰的中心一樣）。大家朝天鳴槍慶祝。
謝雪紅去蘇聯學習過，有軍事知識，她知道埔裡守不住。只有烏牛湳橋這個地方可以守。國民黨的部隊來，一定會經過這個橋，他們如果沖過來，埔裡就守不住了。
謝雪紅想要把部隊帶到霧社去，山裡面可以打遊擊。她去霧社聯絡，霧社的鄉長高聰義說：「我們這裡的人，經過『霧社事件』，死了十之七八；活下來的小孩子長大了，參加高砂義勇隊，又死了三分之二；如果再參加這個，我們就滅族了，所以我們不希望你們來霧社。如果個別人要參加，我不反對。」
只有十幾個人跟著謝雪紅下山。
謝雪紅因為之前聽到我想要帶著埔裡的少數民族去支援高雄，就把這些霧社的少數民族給我帶，我後來跟別人說我們是「突擊隊」，實際上是敢死隊。霧社的少數民族十幾個，埔裡自願參加的人（平埔人）一二十個。
我當時只有十八歲，都不瞭解情況，就是憑著年輕和血氣。
我們在埔裡佔領了能高區署和員警所。國軍那時也進駐到二水、集集、水裡、日月潭，準備進攻埔裡。聽說國民黨要從日月潭攻來，我們打算先發制人，去攻打日月潭。古瑞雲做總指揮，分成三個隊行動，一個隊大概十幾個人。
到了涵碧樓，發現這裡已經空了，國民黨的部隊跑到日月潭的另外一個地方了。我們就往派出所方向走，當時是晚上，剛一上路不久，忽然他們的探照燈照過來，機關槍也掃射過來。我們趕緊臥倒，距離很近，但互相都不知道多少人。
總指揮古瑞雲說：「要馬上攻！」
我說，「情況不清楚，對方火力又那麼強，不能貿然進攻。」
他說：「現在不攻，等到天亮了，他們的援軍來了，我們就死定了。」我有些猶豫，他就說：「你怕死嗎？」我被他一激，就決定攻。
我打出手勢，全體敢死隊員就一起大喊「沖啊」，沖了出去。
沒想到，國軍聽到我們的衝殺聲，竟然落荒而逃。他們也搞不清我們多少人，什麼情況。原來他們也很害怕。這一仗我們俘虜了三個國軍，後來「警備總部」的檔案記載是俘虜了二百人， 這也成了我後來被通緝的罪證。
「你把我當好人還是壞人？」
攻完日月潭，我帶著我的敢死隊連夜趕回埔裡，還來不及休息吃飯，早上七點多，國軍又攻過來了。不管國軍從哪兒來，要進入埔裡，都得通過烏牛湳橋。
當時腦筋很簡單，也沒有真的打過仗，我們就守在那裡。烏牛湳橋前後有兩塊山丘，當時是我帶敢死隊十二人守著靠埔裡鎮的一邊，黃金島帶人守另外一邊。
一直打到下午四點多，忽然有顆子彈從另一側打過來，從我左邊腋下擦過胸部，我只覺得一陣灼熱。我想怎麼子彈從側面來？回頭一看，原來對面的黃金島已經撤退，國民黨的軍隊從三面上來了，我們被他們包圍了，於是就趕緊撤退，身邊只剩下敢死隊的五個人。我們匍匐前進，溜下山去。
我是最後撤退的，我記得很清楚。我躺在那裡都被打了一槍。我們回到武德殿，發現沒有人了，謝雪紅他們都不見了。
我才知道他們撤退了去小梅基地，有條去東勢的山路可以走，但我不是台中人，不知道怎麼走。我的隊員、霧社的少數民族說：「我們回霧社吧。」
我腋下被打了一槍，受了傷，先在埔裡看醫生。那個醫生給我敷藥，手直抖。我給他錢，他也不要。他說：「我是醫生，不管好人壞人我都救。」我還想逗他，問他：「那你把我當好人還是壞人？」
後來到霧社，有個張新漢醫生繼續幫我治療，他本來是基隆人，得了肺結核，來霧社養病，因為這裡空氣好，鄉長就讓他當衛生所所長。白色恐怖時他也被捕了，在監獄裡我們正好同一個房間。我問：「你為什麼進來？」他還不好意思講，原來是因為給我治療，但他沒有被判罪。
打了敗仗，賽德克人要自殺
快到霧社的時候，路邊有片林子，我們之中的一個人，是霧社的賽德克人，拐了進去，我以為他要小便，我也去，結果看見他在林子裡，槍抵著下巴，要自殺。我說：「你幹什麼？」 他說：「打了敗仗，沒臉見人。」我說：「我們也不是故意打輸的。」
到了霧社，我們找到鄉長高聰義。高是布農人，有個日本名字叫加藤，是日據時代日本人的養子，算是我農學院的學長（他念書的時候，還叫臺灣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學校，我念書時，改為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光復後才改為省立農學院）。
戰爭時，高聰義參加高砂義勇隊，被派到菲律賓小島上，在那兒居然語言差不多通，他覺得很奇怪（後來才知道，少數民族和菲律賓土著都是南島語族的人）。我帶著農學院的兩個同學，躲在高聰義家，從他那兒才知道謝雪紅曾經來找過他，和他講想撤退到霧社打遊擊的事。霧社的副鄉長是個平地人，叫劉錦焜，想在山上做生意，高聰義不允許，他一直懷恨，現在正好有機會了。
我們那時每天喝酒，「二二八」怎麼打也都講，他都聽到了，就去告密，說高聰義通匪，窩藏我們。國軍來抓人，我就換下空軍軍服，逃離霧社，打算回台中去。
走到霧峰時，肚子餓得不得了，看見小吃店，聞著真香。我身上只有一碗面的錢，想，算了，把它吃掉。
人一輩子，很可能會不小心無意做了壞事。比如我走的時候，槍彈來不及處理，藏在高聰義家的屋樑上，後來國軍搜出來，給他惹了不少麻煩，那是無心做的壞事。
也有明明知道不對，還要做，就成一輩子心病。在霧峰這個面店，一碗面眼看要吃完了，肚子還很餓，我就把腋下的毛拔幾根，放進去，叫老闆來看：「怎麼這樣，這麼髒？」老闆說：「對不起，對不起，再換一碗。」這是明明知道不對，還是做了。這一碗面想起來內疚，一直記到現在。
我第二次坐牢出來，有個日本朋友來，她要去霧社找高聰義，我說：「你問他認識陳明忠吧？」晚上高就打電話來了。後來我們見面喝酒，他就說：「媽的！你走的時候槍藏到天花板上也不告訴我！」我說：「對不起，太匆忙，來不及啦。」後來他為此受到情治人員的監視和騷擾。
（本文經合作夥伴觀察者網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台灣最後一個政治死刑犯：我經歷的二二八事件 〉。）
「中式魔幻」若沒有解決根本的課題，再過幾年也不會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觀。因為從文化上來說，中國是一個小國，是文化輸入國而非文化輸出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