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U.S. Army Korea (Historical Image Archive) ,CC license
文 / 譚桂戀
- 中東鐵路修築交涉
所謂的中東鐵路，自俄國方面而言，乃是西伯利亞鐵路的遠東路段。此一取道北滿全境的築路計畫，本非維特主持西伯利亞鐵路修築初期的路線，其後因原先規劃的阿穆爾線施工困難，乃有向中國「借地修路」的想法。於是，利用中國在甲午戰爭新敗之後，「聯俄制日」思想的盛行，以祕結抗日軍事同盟為餌，取得「借地修路」特權，開啟了俄國在中國東北勢力的發展。是故，李鴻章（1823-1901）使俄交涉，表面觀之，是以中俄密約為主軸，詳究其實，「借地修路」才是焦點所在。蓋中俄能否結盟，全視中國是否同意「借地修路」。此所以中俄密約訂定，尚須附帶鐵路與銀行合同的簽署，這一切乃是維特的「銀行」、「鐵道」政策的具體施行，中俄密約不過是其巧妙包裝而已。俄國取得中東鐵路修築權，隨即展開勘路工作，二年後，復利用膠州灣事件，占有旅大租地，進一步要求將鐵路向南展築，取得南滿支線修築權。此後中東鐵路幹線及支線宛如一倒丁字形，斜掛於中國東北全境。
- 俄國向中國「借地修路」計畫的形成及初期交涉
中國方面對於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以及「借地修路」之說，在 1895 年 11 月維特正式提出要求之前，並非毫無警覺。早在 1888 年依克唐阿於琿春副都統任內，即上奏俄人在海參崴至伯力間進行路線勘察，以修造鐵路。1890 年，又有駐俄公使洪鈞（1839-1893）致函總理衙門表示，西伯利亞鐵路一旦完成，「則我東顧之慮日亟」。為此，總理衙門為防俄禦日，經營東北，依李鴻章建議，奏請修建關東鐵路，遂有延請英人金達勘路至琿春之舉。未料，此舉卻刺激俄國於 1891 年 2 月，提早展開西伯利亞鐵路的修建工作，同年 5 月初，繼洪鈞之後的駐俄公使許景澄（1845-1900）向總理衙門報告，詳述俄國修路情形。1892-1893 年間許景澄又陸續傳回有關西伯利亞鐵路辦理情形的報告，並附有路線詳圖。相對於西伯利亞鐵路的快速進展，關東鐵路的修建受經費不足的限制，至中日戰爭爆發前為止，僅修抵中後所，出山海關不過 40 哩。
甲午戰爭期間，西伯利亞鐵路已修抵外貝加爾地區，有關由此地東行通往濱海省的路線問題，俄國朝野紛紛討論向中國「借地修路」的可行性；而西方各國又謠傳中國將以東三省路權予俄，以獲取中、俄兩國結盟抗日。許景澄曾多次將這些情況報呈總理衙門，請其密切注意，並防範俄國有「借地修路」之舉。隨著甲午戰爭結束後，中日訂定和約，整個局勢發展，於俄國「借地修路」要求，營造了極其有利的氣氛。
1895 年 4 月 1 日，中日和約公布，其中有日本割取遼東一款，俄國視此為其未來在滿洲發展的一大障礙，遂聯合德、法二國，促成三國干涉還遼，俄國此舉本是為其自身利益，但在清廷看來卻是一「救命恩人」善行，往後有關中日還遼交涉，希冀再借俄力，達成無償收回遼東及避免割台等願望。於是，與俄國祕結盟約以抗日，遂成為朝野共同的想法。最早提議聯俄抗日者為張之洞（1837-1909），他在日本尚未同意放棄遼東以前，即在 1895 年 4 月 26 日，致電總理衙門，言日約極無理，可商請英、俄兩國相助，中國可分別以後藏、新疆之南疆或北疆之地酬謝。此電雖是聯英、俄主張，卻是「聯俄制日」論之先聲。次日，軍機處致電許景澄，令其詢問俄國政府，「能否先以兵艦來泊遼東海面，為我臂助；儻真用兵力，中國願與俄立密約相酬」。這是清廷首次提出與俄國祕結盟約的想法。5 月 8 日，兩江總督劉坤一（1830-1902）致電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侍郎張蔭桓（1837-1900），言「約俄、德、法，酌許分地給款，請為我擊日並密訂後約」。5 月 14 日，張佩綸（1848-1903）致李鴻章信函，言請借俄力保台灣。
7 月 8 日，劉坤一復遞呈二封奏摺，一則言「聯俄拒日」，並借俄款 1 億兩，償付對日賠款；一則請飭電許景澄與俄國商訂密約，建議「果能使日還遼而不再索賠款，則我即割新疆數城予俄為謝」。7 月 29 日，倉場侍郎許應騤（1848-1903）亦奏請「聯俄拒日」，謂「昔當聯英以拒俄，今則當聯俄以拒日」。8 月 8 日，張之洞上奏，言「今日救急要策，莫如立密約以結強援」，「欲立約結援，自惟有俄國最為便緣」。8 月 30 日、9 月 23 日，軍機大臣翁同龢（1830-1904）先後與李鴻章及湖北布政使王之春（1842-1906）的晤談，亦均論及與俄國祕結盟約問題。由此可見，「聯俄制日」主張非倡始於李鴻章使俄時期，亦非李鴻章一人所獨倡。此一親俄、聯俄氣氛，恰是俄國提出「借地修路」的最佳時機。
值得注意的是，「聯俄制日」的言論，雖甚囂塵上，然無論是中央要員或地方疆吏，從未有以東三省路權相讓之主張，此與甲午戰爭前，修造關東鐵路以防俄禦日的用意一致。如積極主張「聯俄制日」的張之洞，在聞知俄國趕造西伯利亞鐵路，即於 8 月 27 日奏請清廷借俄款自造鐵路與俄境相接。又如 10 月 14 日，俄使喀西尼照會總理衙門，希望中國在「滿洲地方興造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相接之時，恭親王奕訢等人即疑俄國「竟有借地修路之勢」，乃請旨電飭許景澄向俄國外交部查明詳情，並力主鐵路「自俄境入華境以後，無論鴨綠江南岸、黑龍江南岸達於海口」，「均由中國接造」。凡此均可證實舉朝官員並未因心存「聯俄制日」之念，而放棄東三省鐵路自造的想法，但後來演變成同意俄國「借地修路」，卻是此一「幻想」使然，中國所付出代價，可謂重大至極。
- 借地修路一事，原本是遭到反對與退回的
由於「借地修路」茲事體大，主持其事的維特自三國干涉還遼成功後，步步為營，先取得〈四釐借款合同〉，再籌組華俄道勝銀行，以作為將來向中國「借地修路」之工具。在前述條件一一具備，以及中日〈遼南條約〉簽訂、日軍撤出遼東後，11 月，維特正式向許景澄提出「借地修路」要求。維特表示，「本部為中國代計，目前未必有款，又無熟悉工程之人」，中國自造鐵路，「恐難迅速」，建議「莫如准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與中國訂立合同」。許景澄以此不合本國訓令為由拒絕，同時致函總理衙門，謂維特「明係托名商辦，實則俄廷自為，蓋即借地修路之謀，變通其策，以免諸國之忌而釋我之疑」。
「借地修路」要求遭到回拒，維特決定將之交付喀西尼直接向總理衙門交涉。12 月 9 日，他正式向沙皇奏呈「借地修路」主張，並呈上附件，說明取得的方法，此項附件後來隨同外交部的訓令交付喀西尼，作為向中國交涉的指導方針。1896 年 2 月，喀西尼得知西伯利亞鐵路取道滿洲的原則已確定；3 月底，接獲俄國政府訓令；4 月 18 日，向總理衙門提出「借地修路」要求。喀西尼從政治、經濟與軍事的利益，向慶親王奕劻等人遊說，指稱滿洲線一旦築成，於當地的商業繁榮，以及軍事的防禦均有助益。其次，中國無須為滿洲線負擔任何費用，俄國也會尊重中國主權，鐵路修築可交付中、俄兩國核可的私人公司承辦。總理衙門經過十二天考慮後，於 4 月 30 日拒絕了喀西尼的要求，並表示今後中國「不把類似租讓權，給予任何外國和任何外國公司」，只同意「盡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借助俄國工程師的幫助」，並使用俄國的材料，修建滿洲鐵路。當日，喀西尼與總理衙門各王公大臣談判了近三小時，仍無結果，最後竟以幾近威脅的口吻說：「中國不顧邦交，我與日本聯絡，另籌辦法。」事後，喀西尼向聖彼得堡報告表示，惟有警告中國政府拒絕「借地修路」的嚴重性，方能迫其就範。
喀西尼交涉「借地修路」的失敗，維特並不訝異，他早已為此事的交涉預留後路，亦即將交涉地點轉移至聖彼得堡及莫斯科，交涉對象以李鴻章為主，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正可利用。因此，如何促成李鴻章赴俄訪問，早在喀西尼向總理衙門提出「借地修路」要求之前，維特已開始進行規劃。
- 李鴻章使俄與中俄密約的簽訂
1896 年 5 月 26 日是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清廷因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次奉使俄邦，辦理得體」，擬派他前往祝賀。該項任命自然不符維特的期望，1896 年初，喀西尼即向總理衙門表示，俄方希望清廷能派王公或大學士充任祝賀專使，王之春「位望未隆，與各國遣使相形，難於接待」，意在暗示「可勝任者，獨李中堂（鴻章）耳」。2 月 10 日，御史胡孚宸（1846-1910）亦上奏，言王之春資望太輕，應改派李鴻章為正使，王之春為副使，以示敦睦邦交。清廷礙於俄國要求，2 月 22 日，正式任命李鴻章為「欽差頭等出使大臣」，赴俄參加沙皇加冕典禮，並前往英、法、德、美等四國訪問，「聯絡邦交」。李鴻章於 3 月出發前，曾蒙慈禧太后召見，據他事後告訴黃遵憲，表示此行目的在「聯絡西洋，牽制東洋」；翁同龢也與其論及「密結外援」事宜。可見李鴻章訪俄的最主要任務，乃在落實三國干涉還遼以來，中國朝野「聯俄制日」的想法，至於中俄雙方如何合作，李鴻章心中尚無具體計畫。
1896 年 3 月 28 日，李鴻章自上海出發，隨行文武職人員（含外籍譯員），計有三十餘人。維特擔心李鴻章抵俄前，先經他國，妨礙其計畫，故請喀西尼與李鴻章商妥行程，先在上海搭乘法輪至埃及亞歷山大港（Alexandra），改乘俄輪至敖德薩，再坐火車前往莫斯科。其次，為防範在亞歷山大港發生差錯，另派李鴻章舊識華俄道勝銀行董事長烏赫托姆斯基裝成不期然而遇的方式，將李鴻章迎往敖德薩。維特的思慮果然周密，當李鴻章一行抵達亞歷山大港時，歐洲各國曾派代表邀請其前往訪問，因維特事先防範而無功折返。4 月 27 日，李鴻章一行抵達敖德薩，維特為顯示俄國對李鴻章來訪的重視與禮遇，特別奏呈沙皇准允其一行人旅俄期間的一切花費，悉由俄國政府供給，同時還以隆重軍禮迎接李鴻章，並加派專門衛隊保護，博取其歡心，以利於「借地修路」談判。
- 中俄密談讓李鴻章成全了「借地修路」的目的
距離莫斯科的加冕典禮尚有二十多天，這正是中俄密談的最佳時機。維特請示沙皇，迎接李鴻章前來聖彼得堡；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則持反對意見，他認為李鴻章應留在敖德薩或直赴莫斯科，等待加冕典禮。這位外交大臣完全不清楚維特大力促成李鴻章使俄之企圖，故聖彼得堡的中俄密談，全由維特一手安排，由他直接與李鴻章洽談，至事情底定後，再由外交大臣出面簽署密約，達成「借地修路」的目的。
4 月 30 日，應維特邀請，李鴻章一行人來到聖彼得堡。5 月 2 日，總理衙門致電李鴻章，告知喀西尼「來商接築東三省鐵路事」，已予拒絕，決定「中國自辦，無須代籌款、代薦公司」。次日，李鴻章、維特開始進行祕結盟約會談。基於過去失敗教訓，維特先從關心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為起點，以鬆弛李鴻章的戒心，再切入「借地修路」議題。他表示，俄國主動促成三國干涉還遼的結果，中國領土主權得以維持完整，此係俄國對華政策的基本原則，但若要確保此一政策的持續不變，有必要修築取道蒙古、北滿以抵達海參崴的鐵路，以便於將來中國有事時，俄國可出兵相助。甲午戰爭期間，俄國曾出兵相助，但因缺乏鐵路運輸，軍隊未抵達吉林，戰爭已宣告結束，顯見鐵路興修於俄國兵援中國的重要性。其次，就經濟價值而言，此路亦有助於中、俄兩國鐵路行經區域的經濟繁榮，可說是彼此互蒙其利。何況中國若要自行修路，「恐十年無成」，不如由中、俄兩國政府核可的俄國公司承辦較有助益。李鴻章主持中國對外交涉事宜二十餘年，對於維特說辭背後的動機，自然不會不明白，他以未奉交涉「借地修路」，以及「代薦公司，實俄代辦，於華權利有礙，各國必多效尤」等理由，拒絕其要求。
（本文為《聯經出版公司》授權刊載，作者： 譚桂戀 ；欲閱全文請見譚桂戀新作《中東鐵路的修築與經營（1896-1917）：俄國在華勢力的發展》，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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