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 BuzzOrange

【我們為什麼要挑選這篇文章】

你以為聽「台語歌」就是聽到台灣的真本土味嗎？你確定我們以前和現在聽到的「台語歌」真的正統嗎？

本篇文章就揭示，你現在聽到的台語「老歌」，其實都是「新歌」！擁有「純正台灣味」的唱腔你恐怕沒有聽過，什麼原因導致現代人再也無法聽到正統的台語歌？一起來看。（責任編輯：謝佩如）

文／洪芳怡（臺北一九三二）

「其實，我們的耳朵偷偷的被植入程式了」

為什麼純純的歌曲，在大部分的人耳裡，彷彿「耳朵不能忍受之重」？又為什麼我們聽老歌時，多半會覺得後來的臺語歌手如江蕙、蔡幸娟的唱腔，比純純、青春美好聽得多？

在拿到文化研究的博士學位以先，我接受的是完整的西方古典音樂教育和學院派作曲訓練。這兩者在我身上激盪出許多對話與論辯，促使我對於文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非常有感。

用現在的話說，大概就是會比絕大多數人更容易察覺，在音樂聲響的背後，有哪些因素交錯產生影響。正因如此，請容我以自己在「聽覺文化美學」上的轉變與反思，來說明這件事。

你現在聽到的台語「老歌」，其實都是「新歌」

第一次接觸到最早的華語流行音樂時，是大四在寫管弦樂畢業作品時，偶然間聽到的。不管是周璇、李香蘭、白光，對我來說，這些所謂的「老」歌，其實都是「新」歌。但我心底竟然產生一種「好久不見」的親切感，從旋律、編曲、到演唱演奏的技巧，都讓我非常喜愛。

當這些歌曲成了我的工作內容，研究也聽，休閒也聽，還曾在國際會議上播放歌曲時，自己聽到回不過神來，站在臺上傻笑，那股震攝人的魔力，我至今難忘。說來奇怪，從小就不聽流行歌的我，所懷的「舊」到底是哪來的呢？

多年後， 我開始研究最早的臺語流行音樂時，反應截然不同──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些人怎麼會這樣發聲，到底會不會唱歌啊？ 更糟的是，聽起來一點都不動人，數十年後其他歌手的翻唱版本都比原唱好聽啊！

我悶悶不樂了好一陣子，經常偷偷跟本粉專老編碎碎念，同時覺得生氣（？），究竟為什麼會跟華語歌曲差拿麼多？

可是，研究這些臺灣音樂是我的飯碗，我還是很認分的從各個角度翻來覆去的聆聽。只是在工作之外，我可是離這些歌曲遠遠的。不過，不喜歡歸不喜歡，我逐漸找出臺語流行音樂從模糊到成熟的發展曲線，並且整理出很多極有意思的新發現，隨著我聽得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似乎可以稍微聽出一點趣味了。

命運的轉捩點，是某天盯著曲盤在鋼針下自體旋轉時，我的耳朵突然大夢初醒。平時工作，聽的是從音響或 3C 產品播轉成數位檔的聲音。 那個下午我卻心血來潮，打開了留聲機。

就在前奏剛結束、純純唱出第一個樂句的電光火石間，我那靈敏無比的耳朵就此甦醒過來，記憶和知識全部一湧而上、奇妙的整合，一連串的頓悟就此產生。頃刻之間，我的快樂，真真實實的壓倒了過去我從華語流行歌曲得到的愉悅感啊。

純純唱流行歌曲時，比她唱歌仔戲，更貼近留聲機自身的音響特色。純純找到了鋼針刻在曲盤上、再從留聲機音箱傳出時，最強烈的共鳴點。這種音色在後來的音響聽起來，常淪落成寒酸尖窄的破音，在留聲機上卻呈現一種逼人又細緻的美，張力充沛。

這樣的唱法，與上海歌手的發聲系統是很不一樣的。

更不一樣的，是她帶有鼻音的哭腔。歌仔戲腔調濃濃土味配上洋樂隊伴奏，從我書桌前的喇叭放出來，好比義大利麵澆上豆瓣醬的怪異感，突兀無比。

一旦還原成留聲機音頻，純純的哭腔聽起來其實是平衡且克制的，不僅風味絕佳，還大幅增加她聲音的獨特辨識度。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早期臺灣歌手不好聽呢？

一方面，是載體的不同，而非優劣。留聲機不再普及後，認識這種聲音的可能性就越來越小了。另方面，是我們對於美感的認知，已經被有計劃的取代和重新建立了。

國民政府遷台後，即著手禁止「日語」（前一個殖民政府的國語）、推行「國語」（本島上大部分老百姓都不會聽也不會說的語言）。對於一個外來政權要落地生根，從執行層面來說，這似是必要之舉。

1956 年，教育部明令學校及公共場合一律使用國語。更早一年，依照「動員戡亂時期無線電廣播管制辦法」，許多歌曲被查禁，政府強力管制廣播節目內容。電臺上播放的愛國歌曲、反共歌曲都是合宜的，而節目中講到「流行歌曲」四個字，通常單指著中國流行歌曲。

比如，1958 年正聲電臺開播的「歌壇春秋」節目就是一例。從慎芝與關華石留下的播音逐字稿看來，「歌壇」理所當然就是三、四零年代的上海歌壇，談到「流行歌曲的歷史」說的是「我們中國」。而說起「廣播電臺」當然不會是放送局，而是那些 fancy 又培育出無數歌手的上海廣播電臺。

整個流行音樂的概念裡面，
完
全
沒
有
一絲臺灣唱片的餘地。

從第一集至最後一集，播放的都是周璇、姚莉、白光、吳鶯音，她們的唱腔跟純純脫胎換骨自臺灣戲曲的唱法大異其趣，有很重的西洋美聲與爵士樂的痕跡。

慎芝與關華石這兩位主持人，正是臺灣的首家電視臺在 1962 年開播時，最早、也是很長一段時間唯一的一個音樂節目「群星會」的製作人與主持人，歌手經過他們的精挑細選，曲目皆為事先安排，大量翻唱上海時代曲，或者延續此一風格的新作，推廣的是「典型的中國風味的歌曲」（《電視周刊》上介紹歌星紫薇的用語）。

也就是說，戰後以「官媒」為娛樂中心的流行音樂，承襲的不是本地傳統，而是外來卻「正統」的中國流行歌曲。

所謂的「字正腔圓」只限於「國語」，而「小調風味」很少包含臺灣小調，而是「現已不幸淪落為匪區」的中國各地謠曲。

語言不同，風格也不同，對於美感的判斷標準自然不同。戰前與戰後的臺灣是同樣一塊土地，聽覺審美卻從 1950 年代開始斷裂，而且裂縫越發巨大。

從上海的周璇姚莉，到 1950 年代之後的香港葛蘭顧媚，或是台灣的張琪、冉肖玲、姚蘇蓉、甚至鄧麗君，歌唱美學可說一脈相承。

五零年代中期，上海或香港時代曲的翻版唱片在台灣大量製造與上市。 那如果想要再買到純純「純正臺灣味」的唱腔呢？很抱歉，在國民政府沒收過去日本軍國主義的唱片時，臺語流行唱片也「因故」消失了大半。 曾經在台灣熱賣數萬張的〈心酸酸〉、〈望春風〉，如今竟因為數量稀少又難尋，身價水漲船高，連帶更讓一般人無從接觸了。

六年級後段班的我，小學時念的是大安區臺大隔壁的學校，大家心底都有點兒瞧不起把「好熱」說成「好樂」的同學，能夠被老師叫去參加朗讀比賽，是最光榮的事情。那時的我相信，字正腔圓的國語是好的， 聽古典音樂是高尚的，說臺語、或說臺灣國語都比較低等的，我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到了今日，不要說台北蛋黃區的學校，就連中南部許多地方，會講出流利臺語、客語或原住民語的小學生，都值得頒獎鼓勵了。

語言的美，是需要一步步學習的。音樂的美，牽涉到的價值判斷，從來不是二元對立的好與壞，而音樂背後的文化品味更是需要吸納、鍛鍊、催化與養成。倘若無法被某種民俗音樂或某種電子音樂感動，或許不是這種聲音不夠好，而是我們沒有進入那個文化脈絡，無法跟著韻律而脈搏起伏，觸動心弦。

下一次，當你有機會聆聽戰前臺灣的聲音，記得，先喚醒你沉睡的耳朵。

有利可圖的船長，竟成為窮人眼中的大善人

每個奴隸賣到美洲能賺 100 愛爾蘭鎊，而一條船足足可以運載 500 人，來回一趟至少能賺五萬愛爾蘭鎊，精明的基爾拉什船長覺得這生意值得做，於是張貼出佈告公開徵集願意賣身為奴的窮人。短短一周，就有 5 萬名窮人報了名。在豐厚利潤的驅使下，基爾拉什船長不分晝夜地駕船在大西洋上，將一批又一批的窮人運送到美國波士頓，賺取了不計其數的鈔票。

當時駕船橫越大西洋十分艱辛，且風險極高，可是基爾拉什船長乘人之危的做法，還是受到了一批衛道人士的批判。當地極負名望的喬治教士更是難掩心中的憤怒，執筆寫下一封長達六十八頁的控訴信，向當地警局痛訴了基爾拉什販賣奴隸牟取暴利的可耻行為，要求嚴懲他。警察局被喬治教士的仁義之辭深深打動，同時也對基爾拉什的罪惡行徑恨之入骨，於是連夜將他羈押歸案，打入大牢。

充滿道德感的教士，反受眾人埋怨

哪料次日，數百名忍饑挨餓的窮人聚集在碼頭等待去美國，可一上午過去了，也沒見著基爾拉什船長的影子，這才知道是喬治教士的一封長信將他送進了監獄。於是大夥氣急敗壞地找到喬治，訓斥他多管閒事，斷了他們的活路。

喬治望著憤怒的窮人，疑惑地問：「船長是要把你們運到美國當奴隸掙黑心錢，我將他送進監牢，難道錯了嗎？」眾人紛紛責駡：「沒有船長，我們就沒了生路，你罪大惡極！難道你這個愚蠢的傢伙能供我們吃飯嗎？」

喬治這才意識到，雖然基爾拉什所做的事並不仁義，但畢竟是給生無所盼的窮人帶來了希望，而自己將船長送進了監獄，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斬斷了他們求生的希望。

面對食不果腹的窮人，喬治無奈地作出决定，把教會存儲的糧食無償供應給他們。可是日子一天天過去，需要救濟的窮人越來越多，教會的糧食很快就顆粒不剩了。望著這些被餓壞了的窮人，喬治別無他法，只得再次來到警察局，請求釋放基爾拉什，但他卻被告知，基爾拉什意識到自己罪孽深重，已經上吊自殺了。數千名窮人守在教會門前等飯吃，這可怎麼辦？喬治教士陷入到無盡的愁苦之中。

教士看清一切，踏上船長的老路

深夜，教會門外傳來窮人們撕心裂肺的哀號聲，喬治這才意識到自己犯了大錯，甚至大過了基爾拉什所犯的罪孽，經過一夜的反思，他决定脫下教士服換上船長服，然後高薪聘請了六個老練的水手，登上了基爾拉什留下的那條蒸汽船。

窮人們瘋狂地湧上船，喬治船長卻吩咐水手守在入口處，向窮人挨個收取 10 愛爾蘭鎊的費用。對於無力支付的窮人，他允許他們打下欠條先行登船，日後再返還。有個窮人不理解這位檢舉基爾拉什的教士竟然坐船也要收錢，納悶地問：「你不是自詡高尚嗎？怎麼還要我們付錢呢？」喬治搖了搖頭，無奈地回答：「輪船要順利抵達目的地，就需要花錢買燃料和雇船員呀！」

喬治改行做船長 30 年，曾往返大西洋八十餘次，運送了近五萬名難民到美國。他把窮人支付的錢都用在輪船的運轉和船員的工錢上，未留下一分錢給兒女。他從此深得當時人們的擁戴，被尊稱為愛爾蘭船長。

這位船長在臨終前留下一句遺言：「我平生遇到過兩個極端的人，一個是眼裡盡是金錢的基爾拉什船長，另一個是腦中裝滿慈善的喬治教士，他們所犯下的錯都不值得原諒。」

很多良好的願望，如果單純用金錢或是道德衡量，最後的結果往往背道而馳。而真正值得推崇的做法是，既非貪婪的算計，亦非對純粹的道德的維護，而是理所應得的利益和力所能及的道義的完美統一。

延伸閱讀

【開高價就能把「學姊」讓給韓陣營？】拆開柯文哲「務實」包裝：道德人權擺一邊，「金錢至上」才是真務實

「專業知識可以教出人，也可以教出禽獸」——猜猜看，菁英發明的高效節能「焚化爐」是用來燒什麼？

貧富差距該有底限！低薪不是國家沒有足夠金錢解決，而是沒有道德感去面對

（本文經原作者 Jeff Wu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道德與現實，如何取捨〉。首圖來源：pxhere, 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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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選擇這篇文章？】

芬蘭除了有「世界第一」之稱的教育，近期還因「全球最年輕女總理就任」受全球矚目，芬蘭能有現今成就，並與世界大國平起平坐，不得不提及它的獨立建國史。

芬蘭曾一直被鄰國統治，即便 1917 年通過獨立宣言，但當時的芬蘭不是共和國，僅只是王國。

芬蘭民族英雄曼納海姆元帥，以創立政府軍平定內亂，還幫芬蘭爭取「中立戰爭」，奠定芬蘭日後獨立自主地位，就連最後芬蘭向蘇聯「投降」，芬蘭人也從沒認為這位將軍是叛國賊！一同認識這位被芬蘭人公認的「最偉大芬蘭人」。（責任編輯：黃梅茹）

芬蘭曼納海姆（Carl Gustaf Mannerheim）元帥，首圖來源：Wiki 公共領域。

文／friedrich

芬蘭於 1917 年獨立後，曾面臨三次重大的歷史節點，國家興亡只在一線之間：

1. 獨立後爆發的紅白軍內戰，類似西班牙內戰，若紅軍得勝即赤化加入蘇聯；

2. 大家熟悉的，1939-1940 與蘇聯的冬季戰爭，戰敗即無條件投降；

3. 1941-1944 年繼續戰爭，在德國與蘇聯的史詩級對決中，芬蘭始終保持曖昧中立。

若芬蘭加入軸心國，鐵定最後被蘇聯反推，徹底佔領，連美英都無可奈何。若 1944 年，芬蘭拒絕與蘇聯談和，結局也不會有變，無法確定的只是慘烈程度。抗拒誘惑，在二戰中保持相對中立，我想遠比在冬季戰爭力抗強敵還要困難。芬蘭的奇蹟在於，面對 1944 年蘇聯壓倒性的優勢，談和後還能保有主權及免於赤化。看看同時期悲慘的波蘭，二戰後期被蘇聯及美國雙重出賣，最後充當蘇聯的衛星國，衛星國的意思是，當老大哥要你出資源出人力時，只能無條件的趴在地上任憑宰割。

如果芬蘭在 1917 年就加入蘇聯，那更慘，在大清洗時會跟著死掉一批人，血流成河，近代芬蘭歷史的三次節點選擇，都跟一個傳說級的男人有關。這個男人連希特勒都要用心討好他，連史達林都忍不住讚美他。

1947 年，史達林告訴前來求和的芬蘭代表團，芬蘭之所以能保有主權，沒被蘇聯佔領，完全要歸功於芬蘭的領導者，Carl Gustaf Mannerheim，沒有他，就沒有芬蘭。

Mannerheim 到底是何許人？

他是一位標準的軍人，前半生效忠俄羅斯帝國，打過日俄戰爭、一戰，以兩年時間孤身橫越中亞大陸，達成許多傳奇成就。1917 年俄羅斯十月革命後，他無心加入俄羅斯白軍打內戰，便退役回到芬蘭。

但十月革命波及到芬蘭，左派接受俄共支援成立紅軍，對右派政府發動武裝革命，Mannerheim 旋即被右派政府任命為陸軍司令，在內戰中領導右派白軍對抗紅軍。
因為 Mannerheim 的指揮若定，芬蘭白軍只花了三個月就擊敗紅軍，平息內戰。

這時 Mannerheim 的歷史定位，如同西班牙的佛朗哥、中國的蔣介石，他完全可以憑藉武力成立一個新的獨裁政權，自命為偉大的民族救星、國家偉人。

但 Mannerheim 做了一個愚蠢的決定，他無視周遭的建議，拒絕奪權，並辭去軍職，遵循法制，投入內戰後的重新選舉，屈辱性地落敗於相對左派的知識分子候選人。

1920 年，選舉結束後，Mannerheim 就退出政壇，致力於慈善活動與休閒生活。如果 Mannerheim 在 1939 年冬季戰爭前死去，那他的歷史定位應該不會太高，也許就比佛朗哥和蔣介石好一點，但一定會有不少人譴責他為內戰的劊子手。但還好 Mannerheim 夠長壽，若沒有他領導對抗蘇聯，也許現代芬蘭就不存在了。

1939 年 11 月，冬季戰爭爆發，蘇聯紅軍以壓倒性的軍力進攻芬蘭，號稱紅軍閃擊戰，高齡 72 歲的 Mannerheim 被政府臨危授命，統帥芬蘭軍隊，成為實際上的最高權力者，冬季戰爭的過程不贅述，鄉民應該都知道，總之 Mannerheim 漂亮地打退了紅軍的進攻。

但值得一提的是，芬蘭軍隊的訓練，Mannerheim 防線的建設，游擊戰術的使用，都跟 Mannerheim 不拘一格的軍事天才，超越出身階級、黨派立場的靈活思維有關。

1940 年 3 月，芬蘭與蘇聯簽訂和約，許多人以為這是芬蘭獨立史的圓滿結局，但是，故事才剛剛開始。

曼納海姆元帥壓抑國內對蘇聯的報復心態，穩住和蘇聯「談和」籌碼

1941-1944 年的繼續戰爭，才是芬蘭命運的關鍵節點，選錯選項即萬劫不復。

1941 年一開始，德軍攻勢摧枯拉朽，多數芬蘭人都覺得這是反擊蘇聯的最好時機，試著想想，若你是芬蘭人，面對當前的大好形勢，你能夠忍住不對蘇聯補刀嗎？但 Mannerheim 忍住了，他只收復冬季戰爭的失地，但堅決不配合德軍攻勢，哪怕希特勒三催四請，甚至在 1942 年親自跑到芬蘭去祝賀 Mannerheim 生日快樂。（什麼時候看過希特勒像個在老師面前報告的學生？）

Mannerheim 都堅持芬蘭不加入軸心國，不參加圍攻列寧格勒，實際上保持中立。希特勒雖然極度不爽，但出於各種理由，對 Mannerheim 也無可奈何。

對 Mannerheim 來說，希特勒不算什麼，多數芬蘭人報仇雪恨的激情，才是他最憂心的。若他沒壓住芬蘭人的激情，主動進攻蘇聯，1944 年後也就喪失跟蘇聯的談和籌碼。

1944 年上半年，列寧格勒解圍，下半年，蘇聯開始反攻，大軍隨之進攻芬蘭，這是芬蘭生死存亡的關鍵一年，比起來 4 年前的冬季戰爭根本不算什麼。

雖然 1944 年的紅軍來勢洶洶，但 Mannerheim 率領的芬蘭軍隊還是硬扛下來，在 1944 年 9 月的伊洛曼西戰役正面對決，消滅了紅軍的兩個師，暫時贏得勝利。這時 Mannerheim 及芬蘭人面臨一個重大選擇，該怎麼結束這場戰爭？

是堅決不與蘇聯談和（跟投降差不多），堅守下去，期待德軍，甚至是美英盟軍來救？還是主動與蘇聯談和（實際上是投降），那怕蘇聯提出各種不平等條約也得接受？

Mannerheim 的思路很簡單，在國際政治上，外人都不可信，最終只能靠自己，因此，哪怕要背上叛徒、芬奸的罪名，以及被清算的恐懼，Mannerheim 都要與蘇聯求和，只有芬蘭自己，才能結束這場戰爭。

芬蘭與蘇聯談和，但芬蘭人從沒把曼納海姆元帥當「叛國賊」

1944 年下半年，芬蘭對蘇聯主動談和，實際上是有條件投降，過程可歌可泣。

這時必須要提及另一位政治家 Risto Ryti，他從冬季戰爭以來一直擔任芬蘭總統，Risto Ryti 雖是芬蘭名義上的最高統帥，但在戰爭中他從未扯過 Mannerheim 的後腿，他將芬蘭的軍事，甚至政治外交的權力，都託付給 Mannerheim 做最後決策。

1944 年上半年，Mannerheim 與 Risto Ryti 商量好，由後者去唬爛德國人，等到德國的援助讓芬蘭打贏伊洛曼西戰役後，Risto Ryti 便辭職，由他來背德國鍋，再由 Mannerheim 出面向蘇聯求和，由他來背蘇聯鍋，盡量接受蘇聯開出的苛刻條件。

出乎意料的，出於史達林對 Mannerheim 的尊敬，當然還有美英盟軍的外交支援，蘇聯接受芬蘭投降，還讓芬蘭保留主權，維持市場經濟，但必須保持中立不加入西方，這種模式後來被稱為「芬蘭化」，意指小國為求生存甘願委曲求全，被許多人嘲笑，但唯有芬蘭人自己，才明白這種委曲求全，對芬蘭民族有多麼重要。

因此，他們從未認為 Mannerheim 與 Risto Ryti 是出賣芬蘭的賣國賊，是芬奸，連在蘇聯授意下，由內戰紅軍倖存者成立的芬蘭共產黨，都肯定 Mannerheim 的成就。

1945 二戰結束，蘇聯進行戰後清算，Mannerheim 在芬蘭靜靜等候蘇聯的戰罪判決。1946 年二月，出於各種原因，蘇聯宣布 Mannerheim 無罪，他才於 3 月辭去總統，離開芬蘭。換句話說，Mannerheim 沒有在戰後選擇逃走避險，而是甘願接受任何來自蘇聯的懲罰。

Mannerheim 流亡至瑞士，於 1951 年過世，死後歸葬芬蘭，芬蘭人為他舉行國葬。（更正，戰後 Mannerheim 前往瑞士，並非拿破崙三世般、威廉二世的政治流亡 exile，而是前往瑞士調養在戰爭中飽受摧殘的老邁身體，最後幾年都在療養院度過，誤解抱歉。）

此時他已經不再是芬蘭的佛朗哥、蔣介石了，而是芬蘭的邱吉爾、華盛頓以及林肯。

1951 年，芬蘭大學生發起活動，向公眾募捐，計畫在市中心興建 Mannerheim 的騎馬銅像，活動持續到 1952 年，據統計捐款人數將近 74 萬人，遠遠超出預期，資金不只足夠興建雕像，還可以收購 Mannerheim 的老家，改建為博物館。（反觀⋯⋯）（《BO》編按：1991 年蘇聯解體後，芬蘭終於可以自行決定獨立的外交政策，並且在 1995 年加入歐盟。）

2004 年，Mannerheim 被票選為芬蘭的偉大人物第一名，第二名則是 Risto Ryti，他們為芬蘭的犧牲與貢獻，芬蘭人永遠銘記在心。

最後，如果要問， 為什麼蘇聯最終沒把芬蘭攻下來？

不管從任何角度回答，都可以說，因為芬蘭有 Carl Gustaf Mannerheim，他是個連芬蘭語都說不好的外來貴族，但卻是個偉大的芬蘭人。

後記

最後補充，在打這篇時，我一直想到托爾斯泰晚年最好的短篇小說《哈吉穆拉特》，小說主角哈吉穆拉特本，是當時反抗沙俄的領袖沙米里手下戰功卓著的副帥，因與沙米里不合，逃脫後向沙俄投誠，後來為了解救家眷企圖逃離，在追兵交戰中殞命。

托爾斯泰稱讚這是他見過畢生最勇敢的人，勇敢之處不在他能打，而在於他願意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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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國民黨「從沒跟美國唱反調過」，為什麼現要逼民進黨站中國這邊？

（本文經原作者 friedrich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連結。首圖來源：Wiki 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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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選擇這篇文章？】

日本曾有位享譽世界盛名的考古學者「藤村新一」，他帶領調查團隊挖掘出「70 萬年前的舊石器」，在日本引起轟動，他因此被封為「神之手」，中央政府更把這項新創舉編進教科書。

最後，全日本終於知道，「藤村新一」的發現全是造假！這也使日本考古學方面的研究，倒退了整整 20 年。日本人是如何發現這場騙局的？（責任編輯：黃梅茹）

文／李天豪

自 1980 年代開始，日本考古學界就掀起一股旋風。

有一位叫藤村新一的考古愛好者，憑一己之力，「多次」挖掘出年代久遠的舊石器。（不是工藤新一⋯⋯）

這件事情讓日本舉國沸騰，因為這些發現讓日本的史前文化年代不斷被刷新，甚至能追溯到 70 萬年前，比讓中國人自以為豪的「北京猿人」的五十萬年前還古老。日本政府大喜之餘，順手就把這些重大發現寫進教科書，讓萬千學子背誦。

殊不知，這其實是一場相當拙劣的造假騙局。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整個日本學界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似乎還很樂意配合著這齣荒謬劇。如果不是日本媒體無意中揭穿了藤村新一造假秘密，他的欺瞞行為還可能繼續下去。

事情是這樣的⋯⋯

日本考古界的野心，促成這起造假事件

1960 年代，日本的史前文化發掘成果，停滯在 3 萬年的舊石器晚期。

由於多年沒有新發現，考古界只好在口頭上爭辯：「日本是否存在舊石器早期的史前人類？」這種看似沒啥現實意義的爭論，其實事關重大，因為這可以跟日本歷史的起源掛勾，意義非比尋常。雖然多年來都挖不到更古老的化石證據，但是考古學者們並不死心⋯⋯

因為他們知道，日本土壤酸性較強，人和動物的骨頭難以保存，所以化石證據偏少，並不代表一定沒有。

還可以期待石器！只要能挖到遠古地層中的「石器」，就能突破困境。

但與歐洲相比，日本舊石器考古本身起步較晚。當時，日本學界的發掘與鑑定技術還很不成熟。對石器的判斷依據，主要看其所在地層的年代，而非對石器本身類型的研究。這就給了造假的人，留下空隙⋯⋯

當時，就職於日本東北動力公司的藤村新一，是個業餘的考古愛好者。工作之餘，他不僅收集各種石器，還混跡在考古界各類活動，並加入實地挖掘。只有高中畢業的他，既沒有專業的考古知識，也沒有受過專業的訓練。但是，這些都不要緊，他利用善於社交的優勢，取得了考古學者們的信任，經常能參與發掘。然後他就動了歪腦筋⋯⋯

1981 年 10 月 3 日，藤村新一跟隨隊伍前往宮城縣岩出山町「座散亂木遺址」進行考古挖掘，該遺址的地表層，被認為大約在 4 萬年前。

如果在那裡挖出了石器，就等同於證明了日本存在更早的舊石器時代文化。大家都是內行人，無須多言。一車子人到現場，就分散到各個角落專心進行挖掘，心裡期望自己是那個能改變歷史的人。

跟別人一樣，藤村新一蹲在地上，用手拿著鏟子仔細東挖西挖。沒過多久，他就激動地大喊一聲：「出來了！」

聽到喊叫聲後，大夥便趕緊圍了過來，只見藤村新一的鏟子上有一個小石器。仔細一看，這不就是大家熱切期盼了十多年的石器嗎？緊接著，藤村新一又陸續在各個角落挖出了剩下的 48 枚石器。它們的出現，證明 4 萬多年前日本本州上就有人生活過。

這一發現，讓整個日本考古界為之振奮，當然也讓日本媒體沸騰了。很快，官方部門就公佈這一消息，並聲稱日本是否存在舊石器時代的爭論終於有確切的定論了。

誰沒想到，令這個長達 20 多年爭論落幕的只是一位默默無聞的業餘愛好者。如此重大的發現，加上勵志的故事，讓藤村新一成為日本媒體爭相報導的寵兒。

媒體將他捧上天，讓沒沒無聞的小職員，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英雄。

業餘考古學者不斷挖出古物，媒體追捧造就吸毒式循環

然後，事情就像連續劇一樣的展開了。

1984 年，他又從 17 萬年前的地表層中發掘出了舊石器，這一發現，讓他再度成為媒體寵兒。當然，不是沒有行家提出疑惑⋯⋯

因為，事情其實很蹊蹺：「這位藤村新一挖出來的石器，都埋藏在同一個水平面上。」這種現象，是相當罕見的，或者可以說「很不正常」。通常而言，埋藏已久的舊石器可能會因為地震、水流等自然原因，使其地層產生差異。

只有年代較近的石器才能完美地逃過一劫，同時出現在同一原生地層。這種十多萬年前的石器，居然能在多火山地震的日本地層中，均勻的排列在同一水平面上⋯⋯

「不可思議啊⋯⋯」當然，提出這種疑惑的專家，多半都被當成是酸葡萄心理⋯⋯日本媒體當然更不會去問這種專業問題，他們只是狂歡式的 24 小時滾動報導。

然後，這種追捧造成了一種吸毒式的循環。日本人不斷期待，自己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久遠的過去。要滿足這種民族自尊心，考古成果的劑量，必須要逐漸加大了。

到了 1990 年代，藤村新一索性辭掉工作，全身心投入舊石器挖掘。1993 年 5 月，他聲稱「上高森遺址」是約 50 萬年前的遺址，是日本最古的遺址。當然，媒體以及民眾就開始期待，他能在那裡證明：「日本在北京猿人時期也存在猿人」。

然後，藤村新一也迅速有了新發現。

而且，之後每隔一段時間，他就為日本創造出新的考古挖掘紀錄。

1994 年 10 月，藤村新一又發現了 50 萬年前的 6 枚石器。
1995 年 10 月，藤村新一挖掘出 60 萬年前的石器。
1998 年 11 月，藤村新一再次挖出 60 萬年前以上的石器。

這簡直就是連續的中樂透啊！

每一次的發掘成果出土，各大媒體都將藤村新一的名字，放在晚報最顯眼的位置。他被稱為日本人稱為：「神之手」、「石器發掘之神」及「探索石器之名人」等等。但是，越來越多人對他的成就產生了懷疑⋯⋯

原因很簡單：每次有刷新紀錄的石器，都是他一個人單獨發現的。完全沒有別人什麼事⋯⋯就算發掘現場有很多其他考古人員，但他們就是每一次都擦肩而過。

這種現象發生一兩次，並不奇怪。畢竟，就正規考古學研究而言，在發掘中一無所獲是家常便飯的事。對本來殘存遺物就很稀少的舊石器考古來說，尤是如此。但是，藤村新一每挖必有收穫，這就太奇怪了。

實際上，他的發掘過程，與正常考古常識相悖的地方還不少：比如，藤村新一發現的，大都是整件的，沒有破裂。又比如，年代久遠的石器出土難免會帶來厚厚的泥土⋯⋯但是，藤村新一發現的，都相對的很乾淨⋯⋯

越想越不合理⋯⋯

然而，每當有少數學者提出種種質疑時，都被認為是忌妒，反倒被媒體集中猛批⋯⋯大眾也認為這些學者是汙衊了「日本的英雄」。當時進行公開批評的人，往往會受到媒體的冷嘲熱諷，甚至被迫離開學術界。

這些「幫助」讓藤村新一有恃無恐了⋯⋯

藤村新一的重大發現，讓日本政府急下令寫進教科書

到了 1999 年 11 月，藤村新一又做出了一個震驚全日本的發現：「他挖掘出了 70 萬年前的石器。」這讓全日本舉國沸騰，政府立即下令，將其寫進歷史教科書，告訴後代子孫。而藤村新一在日本各地發掘出來的舊石器遺址，也讓所在地的政府和考古部門投入的人力、財力來發展旅遊業。

政府賺到文化成就，大眾賺到民族自尊心，當地企業賺到旅遊熱錢。大家各取所需，樂此不疲，誰也不想懷疑其中有什麼問題。然後，藤村新一越搞越大了。後來，他在相距約 30 公里的兩處「遺址」中，發現了「約 10 萬年前的，能完全對接在一起的兩枚石器斷片。」

這似乎是在暗示：當時的人類就製造出複雜的石器！

這或許能推翻歐美等國家的考古學者主張的：「直立猿人智力低下的學說」。這也隱隱約約在暗示，日本人的祖先，智力高人一等⋯⋯

之後，藤村新一還公開吹噓：要發掘出 100 萬年前的石器，並聲稱有可能在日本找到原始人的骨頭化石。如果這消息屬實的話，那麼在舊石器時代早期，世界上最先進的文化就在日本的東北地區。

有學者還推波助瀾向媒體放話：「這將會可能改寫世界人類起源於非洲的定說。」如此天方夜譚的說法一經報導後，日本國民集體高潮了：「日本人的祖先是世界上，最具智慧的猿人！」他們似乎選擇性地忘記了，這位考古神人多年來從未拿出過一份像樣的論文和學術報告。

雖然藤村新一早就當上了「日本舊石器文化研究所副理事長」，但他仍然只是個現場發掘工作人員，沒有任何學術身分⋯⋯這在重視學術倫理規範的日本學界，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但是，日本人就是選擇接納了藤村新一這位「素人考古大師」。

每當有合理的質疑出現時，沉浸於民族自豪感的日本人，都認為這是不可容忍的誹謗，必須堅定地捍衛這位「老學者」。

一位記者的觀察，戳破藤村新一的考古「謊言」

當然，紙是包不住火的，2000 年 10 月 22 日，事情終於曝光了。原因，也很簡單。

當時《每日新聞》的記者因為「太崇拜」這位藤村新一了，為了能 24 小時，全方位無死角地報導他發掘石器的過程，記者偷偷安裝了攝影機。

結果淩晨時分，監視器拍下了令人震驚的一幕：

「藤村新一獨自一人，東張西望地出現在鏡頭裡。」

「到了某個挖掘坑停下後，他輕鬆的從口袋中掏出一個塑膠袋。」

「然後，將事先準備好的 6 塊石器埋在地下，仔細踩平地面，又悄悄離去。」

然後，隔天早上，他如同往常般到現場，不一會兒就宣佈自己挖出了所謂的舊石器。

記者團隊才恍然大悟：「原來震驚日本考古界的這些舊石器，是發現者本人自掘自埋的人工製品。」

尾聲：事件被日本媒體曝光後，藤村不得不承認在此次挖掘中造了假。不過同時，他還試圖欺瞞輿論，只承認其中的 42 餘處遺址是假的，辯稱其他的都是真的。但是這一次，他沒能再取得日本考古學家以及民眾的信任。

日本考古學協會決定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對藤村新一所參與的所有考古挖掘成果重新進行驗證。

2003 年，日本考古學協會報告指出，藤村新一參與發掘工作的遺跡有 162 處有捏造行為，其中 159 個遺跡被認定「沒有學術價值」。扣掉藤村新一自己製造出來的成果，日本舊石器時代僅能追溯至晚期，約三萬年前。這使得日本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倒退 20 年。

當始作俑者坦白這一切都是騙局時，整個日本考古學界都被他拖入了醜聞的深淵。之前的崇拜有多高漲，現在的鄙視就有多強烈。當然，日本政府第一時間把這些假貨，從神聖的教科書抹除。但是，日本人心中的那種被欺騙的噁心感，是難以抹除的。

最可笑的是，日本大眾又一次驗證了名著《烏合之眾》的預言：「此時，最激烈指責者，就是當初將藤村新一捧上神壇的那些人。」

鋪天蓋地的批判，讓這個老人精神崩潰⋯⋯

同年 11 月，藤村新一被進入了福島縣精神病院，被懷疑患有「解離性同一性障礙症」，俗稱「雙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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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原作者李天豪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連結。首圖來源：Youtube 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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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選擇這篇文章？】

2020 大選的選舉公報出爐後，引發民眾熱議。各縣市立法委員的選舉公報上，政見欄處竟出現敗選感言、「現代孔明救台灣」、「建議侯市長不要都更」等特殊政見，台北市議員邱威傑也因此開玩笑，今年選舉公報根本是「迷因」（網路搞笑梗圖）。

不過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公報，卻沒有政見欄位！你知道這背後的原因，竟跟「禁止台獨」有關係？（責任編輯：黃梅茹）

文／王宏恩（杜克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陳青逸（倫敦政經學院歐洲研究所碩士、台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馬上就要總統選舉了，每個人家裡信箱都收到選舉公報。最重要的總統選舉到底要投誰呢？一打開公報，看到公報上印了三組總統副總統候選人號次、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政黨、住址、學歷、經歷⋯⋯之後就什麼都沒有了！？總統候選人居然不用提出「政見」？當我們翻到公報的後面幾頁，區域立委候選人政見內容和不分區立委候選人其所屬政黨的政見卻皆有完整刊載，為什麼同樣一份官方的選舉公報會有如此雙重標準的違和感呢？難道是出了什麼奧步嗎？

事實上，從 1996 年第一次總統直接民選以來，眼尖的選民就質問過中選會為什麼沒有刊登總統候選人政見（聯合報，1996.02.10）、2000 年也問、2004 年再問、2008 年還問、2012 年繼續問，筆者今天讀到報紙終於又有人問了（自由時報，2016.01.06）。中選會千篇一律的官方回答是「依法行政」：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44 條的選舉公報規定裡的確沒有政見欄。

而這看似違和的規定後面，其實大有文章。本文追溯中選會選舉公報「總統候選人政見空白」立法始末，揭露一段鮮為人知，一段衝撞、台獨、與電視機交織而成的台灣民主奮鬥史。

圖一、總統選舉公報竟然沒有「政見欄」，其餘各級選舉都有，首圖來源：資料來源：台北市選舉委員會，2016。

即便戒嚴時期有辦選舉，中選會仍對「台獨」者政見審查

台灣在戒嚴時期一直有辦選舉，負責的中央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在各級選舉都要印選舉公報，而公報上各候選人的政見，在被刊登之前，都要逐字逐句接受中選會官員的審查。

聽到審查這兩個字很沉重，但當時是有些狀況讓審查看似有正當性。例如有候選人政見裡有錯字，中選會照登，結果候選人被選民指責之後，反過來說是中選會故意打壓（聯合報，1973.11.13）；另外，還有候選人在政見欄說別人死了活該（聯合報，1981.10.16）、在選舉公報上賣自家的「黑點響聲丸」以及進口「冠髮養髮香波」（聯合報，1992.12.30）、或只貼一個幹字（聯合報，1998.11.11）。在這些情況下，中選會委員會因為保護善良風俗或避免抹黑等理由，退回要求候選人重寫。

然而，在更多情況下， 政見審查就是政治審查──尤其，是對於「台灣獨立」的審查。 在戒嚴時期的「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開始，第 54 條就有明訂三大禁止項目：「一、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二、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戒嚴時期甚至到解嚴初期，候選人在政見裡寫「自決」是被明文禁止的（聯合報，1985.10.27）、寫台獨與一中一台也都是違法而不能刊，甚至在經歷欄寫「黨外」都被選務人員視為有礙觀瞻（聯合報，1981.10.16）。假如候選人寫這些內容，就會被中選會退回重寫、甚至直接該欄空白。

總統候選人的政見欄「沒解嚴」，中選會最後改為：廢除政見欄

在解嚴之後，即使 1991 年公佈選罷法，但選罷法大體上還是照抄舊法，第 54 條還是禁止候選人在政見欄刊登這三種項目的政見。在此同時，追求台灣民眾自決、追求台灣獨立的聲音越來越大，而這也在解嚴初期的幾次選舉造成重大衝突。有越來越多的候選人在政見欄填上台獨或住民自決的政見，挑戰中選會的審查標準。

更進一步地，地方選委會官員也與台灣省選委會產生衝突。在 1991 年底第二屆國大選舉中，因為拒絕刪除候選人的台獨政見，有六位地方選委會主委（由市長兼任，台北縣尤清、宜蘭縣游錫堃、高雄縣余陳月瑛、屏東縣蘇貞昌、嘉義市張文英、彰化縣周清玉等六人）辭職抗議，而彰化縣及高雄縣更是先印出有台獨政見的選舉公報後送出，台灣省選委會再緊急全面收回查扣（聯合報，1991.12.20、聯合晚報，1991.12.23、聯合報，1992.05.27）。這六位官員更在選後被懲處。

在第二屆國大選舉之後，中選會針對一連串的辭職抗議、收回公報重印重發等混亂進行檢討。而隨著刑法 100 條在 1992 年修正，中選會也逐步開放政見內容，例如說可以在政見欄寫「一中一台」（聯合報，1992.11.23）。但更可以想見的是，選委會委員根本不想審這一類的政治言論，尤其是每次這樣審都會引來大規模抗議，而審完讓候選人政見欄空白，更像變向幫反國民黨的候選人助選──政見空白是台獨金字標記！（聯合晚報，1991.12.14）

因此，在這幾次的選舉風波後，中選會官員跟一些政治人物乾脆提議：「廢除政見欄」（見下圖二）。 沒有政見欄，就不用審查，就不用衍生一堆妨礙言論自由或政治判斷的風波了。 從 1991 年至 1994 年省長選舉間，中選會開了多次討論會、請學者專家提案、報紙展開民調，而中間立法委員選舉許多候選人又再次衝撞中選會，提出台獨政見後「被空白」（聯合報，1993.05.10）。中選會給立法院的提案，一開始是打算全面廢除政見欄。這樣接下來要來到的省長選舉、以及準備進行的 1996 年總統選舉，中選會官員就不用頂著壓力去審未來可能的上級的政見了吧？！再者，因為同一時間有越來越多候選人被抓到假造學歷或經歷，因此中選會光花在審查學經歷真偽就自顧不暇，無力再審政見內的政治內容。

圖二、1993 年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行政院版，提議刪除政見欄，因為「不必要之困擾」。圖片來源：資料來源：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1993。

隨著電視普及，政界嘗試讓政見欄「進化」

就在同一段時間，電視開始普及，家家戶戶都有一台電視。雖然候選人還不能打電視廣告，但黨外政治人物極力爭取電視政見發表會、以及電視辯論會。中選會的提案進入立法院後，委員們都把重點擺在到底要不要在省長選舉、總統選舉舉辦政見發表會或辯論會、以及由誰來主辦。

因此，原本刪除政見欄可能帶來的資訊不對稱的問題， 當時的中選會官員、以及立法委員們大多認為可以透過公辦的電視政見發表會取代選舉欄即可。 但顯然，政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在當時主要是三台的情況下（有線電視已立法逐步開放），沒有辦法讓各級選舉都舉行政見發表會。因此電視政見發表會就留給最上級的省長選舉、總統選舉、直轄市長選舉，而比較下層的選舉就還是保留政見欄。

在 1994 年 7 月 15 日公佈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就已經把「政見欄」從當時部份選舉刪除了。圖三裡的第 50 條第 2 項的全國不分區選舉，在當時包含部份國民大會代表以及立法委員選舉，這同時也顯示了當時政見欄被視為是一個燙手山芋。但因修法不及，1994 年省長選舉還是有政見欄，而民進黨籍候選人陳定南的政見欄裡有 50 幾個字居然是簡體字，民進黨強烈抗議說是抹黑打壓、但中選會堅持他們是原文照登（聯合報，1994.11.30）。這插曲也再次說明了中選會對政見欄爭議的態度（不過在那之後就精省了，因此也就再也沒有省長選舉了⋯⋯）。

圖三、1994 年公佈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規定選舉公報應編印一般候選人的政見，但全國不分區選舉不適用該項規定。圖片來源：總統府公報，1994。

省長選舉未結束，立法院開始草擬最驚險刺激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這部法有滿滿的戰點，包括自由地區為何、要不要單獨立法、要不要內閣制、要不要限台灣出生才能選、通訊投票、要辯論會還是政見發表會、要不要反核四（是的，有好幾次開會一堆委員站起來開始只說他反核）。

在一開始行政院提出的法案中，基本上是照抄圖三的選罷法，也就是沒有政見欄，而改以「公辦政見發表會」作為補充（可見院總第 1679 號政府提案 5201 號，1995.04.22 或圖四、立法院第二屆第二會期第九次會議，1993.10.28、立法院第二屆第二會期第 28 次會議，1993.12.30 等）。而當時朝野分別提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十幾個不同草案中，大多沒有要求印政見欄。

只有蔡同榮等十六人要求明文立法「第二十一條　候選人刊載於選舉公報之政見、刊登於電視之廣告及發表於電視政見會之競選言論，均不得事前審查」（院總第一六七九號委員提案一二一七號，1995.04.26），可惜該提案並未通過。

圖四、1995 年行政院提案的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草案第 43 條，選舉公報「政見欄」被消失。圖片來源：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1995。院總第 1679 號政府提案第 5201 號，頁 52。

在修法過程中，委員們在討論政見發表方式時的重點完全放在要辦政見發表會還是政見辯論會，至於選舉公報到底要不要放「政見欄」的爭論，並沒有載明於立法院的會議紀錄，只有林志嘉委員在台下曾提議說要交付院會討論，最後在院會大混戰中也沒有再提及。

委員們一邊痛罵只辦政見發表會會有利現任國家策略模糊的李登輝、有辯論會才能看出真功夫，另一群委員們卻說辯論會只會造成漫罵、抹黑、不利民主鞏固（例如立法院第二屆第五會期第二十九次會議，1995.06.20）。開了數天的會、無數次的妥協與爭論，最後黨團協商的結果，就是維持「公辦政見發表會」給總統候選人發表，但是總統選舉公報上的「政見欄」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就這樣，沒有政見欄的選舉公報就在 1996、2000、2004、2008、2012 年的總統選舉都這樣發佈。

直到現在，政界都還有「誰有資格能審總統政見」疑慮

時間快速快轉到 2012 年 4 月 8 日，吳育昇、楊瓊瓔等 33 人有試著提案把政見欄加回來，不讓總統選舉成為唯一沒政見欄的特例，但曾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中選會官員仍有疑慮：「⋯⋯誰來審查總統政見？不審查的話，就變成可能涉及國家主權⋯⋯」（中央廣播電台 2013.03.19）。

別忘了，我國現行的選罷法跟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裡，還是放著「候選人或為其助選之人之競選言論，不得有下列情事：一、煽惑他人犯內亂罪或外患罪。二、煽惑他人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三、觸犯其他刑事法律規定之罪」。 筆者私下詢問中選會資深官員以及當時參與立法院討論的老師，亦得到「誰有資格能審總統政見？」的回覆。 吳育昇等人的法案雖然已經過委員會審查，但始終沒有進入最後的三讀通過。不過換句話又說回來，雖然在近幾年各層選舉候選人的政見花招百出，有人寫自己是神佛轉世、有人寫紐西蘭遊記（聯合報，2001.01.03），但中選會基本上都已經是照登了。

小結

這整段四千字的歷史回顧，一開始只始於一個小小的問題：「為什麼總統選舉公報沒有政見欄？」但往下挖掘，看到的卻是整段台灣民主奮鬥史的印記。因為戒嚴、因為台獨、因為電視機。因為中選會官員不想碰國族爭議，尤其不想審查未來的上級，所以最後的結果就是總統選舉公報獨缺政見欄。

到底未來會不會在總統選舉補上政見欄呢？有政見欄固然以白紙黑字讓候選人寫下承諾，但現在資訊發達、人們一天到晚挖出過去候選人的影片打臉，而總統選舉中候選人提的政見又豈是幾千字就放得下的？然而，今年中選會已經首創數位選舉公報，未來候選人提交給中選會政見內容，是以紙本與網路方式並陳，其實沒有理由因為「總統候選人政見字數過多」或「中選會不敢審查總統候選人」而缺漏。政見欄在今日的用處，尤其是總統副總統的選舉承諾，還值得繼續討論下去。

後記

讀者可以有空回顧一下歷年的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報，你會發現其實每位候選人的學經歷都還蠻驚人的。雖然沒有政見欄，但有一位候選人似乎在他的學經歷裡寫了他的政見，而中選會也同意張貼（聯合報，2000.02.03），這位就是 2000 年參選的李敖先生，而他寫的是⋯⋯

本文圖片來源
台北市選舉委員會，2016。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公報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1993。院總第 1044 號政府提案第 4791 號，頁 22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1995。院總第 1679 號政府提案第 5201 號，頁 52
總統府公報，1994。華總（一）義字第 4309 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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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原作者菜市場政治學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總統選舉公報竟然沒有「政見欄」：一段衝撞、台獨、與電視機交織而成的故事〉。首圖來源：截自中選會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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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選擇這篇文章？】

2006 年蘇貞昌任行政院長、蔡英文為副院長，兩人因行事作風而有不合傳言，甚至傳出蘇兩次向時任總統的陳水扁提出「換掉蔡」。2010 年、2011 年，蘇蔡兩人又因相爭競選台北市長和總統，而加深兩人嫌隙。

但事過境遷，總統蔡英文 2020 勝選後的首度迴廊談話，提及已請行政院長蘇貞昌留任，讓政局無空窗期。不少網友直誇蔡總統不計前嫌。本文作者即分析蔡總統的「堅忍性格」，來看她最終獲得 817 萬票的政治高峰。（責任編輯：黃梅茹）

文／saitou68201

看推文就知道了，很多人根本不懂蔡英文的本事，單純憑著自己半瓶醋都不到的本事在那邊幹幹叫，然後把別人的遠見、事先安排、沉穩忍耐的結果都當成運氣好；好像任何事情都跟刮刮樂一樣，別人刮到特獎，自己刮到銘謝惠顧，差別只是因為別人運氣好，不願意面對自己其實無能又無知的現實。

畢竟在心理學上，把失敗歸咎給自己不能掌控的事物，然後貶低別人的成就，這樣心裡會比較好過一些，這很常見，因為這樣還可以自我膨脹，說自己除了運氣不好之外，其實跟蔡英文沒有兩樣，只要讓你站在同樣的位子也可以有一樣的成就。殊不知牽涉到大批人群、利益、局勢的政治問題，實際上遠比刮刮樂還難以處理。

回到原 PO 的問題，很多時候其實就像文學作品中常講的，個性決定命運。

蔡英文盡量深藏「喜怒」，有利於她在政治上的談判溝通

蔡英文本身的個性其實本來就偏向內斂、沉穩，再加上她應該受過談判、協調的專業訓練，她大部分時間的喜怒其實不太形於色；你不會看到她有很誇張的表情或是肢體動作演出，甚至是比較強烈的情緒波動。

這並不是說她沒有這些情緒，而是她大部分時間隱藏得非常深刻。

這在溝通、協調跟談判學上，能夠讓對方難以判斷己方的狀況跟情緒，以免自己被對方追打而陷入劣勢；反之，取得優勢時也不容易被對方發現。 蔡英文的反面其實就像柯 CF 跟韓導這種人，他們基本上完全不能忍，喜怒形於色，所以你很容易發現他們的弱點，也不用花太多時間就會知道他們在談判上的底牌，甚至你用話試探幾句他就會忍不住脾氣，開始劈哩趴啦狂講，這種就是談判的大忌。

打個比方，韓導看起來就像是那種拿到好牌爛牌都是打算一把梭哈的個性，反正輸也是小輸，贏也是小贏，無所謂，否放就好；柯 CF 也沒辦法忍，任何他看不順眼的人、事、物他根本留不下去，總之就是要打到你待不下去，不管你有甚麼價值。

嚴格來說，這兩個人用劉仲敬的話來形容，大概就是所謂負組織度的人。

蔡英文不是傳統綠營人，卻為民進黨接下「爛缺」

回過頭來說，蔡英文不只不是傳統的綠營政治人物，她其實以前根本就不是綠營的人，甚至根本也不是政治人物，她是早期國民黨體系下培養的菁英官僚出身，屬於那種在 1990 年代的國民黨當官也不奇怪的人；蔡英文後來會加入民進黨的原因我不清楚，但她在 2008 年 DPP 大敗後接下黨主席的這件事情，當初其實根本沒人認真看待。

她當年接的是個沒有人敢承接的爛缺，謝、蘇在 2008 年大敗後除了除了自己的政治名望受到重挫之外，黨內因為初選所造成的裂痕也是大到沒人敢看。當時根本沒有人期望這個黨主席能有甚麼作為，沒有人指望一個光棍黨主席可以修補扁政府貪汙、腐敗所造成的民心傷害，沒有人指望一個毫無自己的人馬、派系，甚至毫無街頭運動、毫無群眾魅力，更沒有半點選舉經驗的蔡英文可以弭平黨內幾個大老跟下面的派系因為選舉、分配而造成的內部撕裂。

她從頭到尾就是個菁英官僚，而不是個具有群眾魅力與草根性的政治人物，光看她 2010 年選舉之前，你看她面對群眾有多尷尬、講話多冷場，聽她在選舉造勢場合的演說根本尷尬癌發作，我這輩子沒聽過哪個選市長的，在台上用閩南語問大家好不好的時候場面那麼尷尬，連她自己都很尷尬，看起來就像是完全沒接受過面對大規模群眾的場合洗禮。

而且蔡英文雖然是屏東出身，可是她閩南語實際上講得並不好，這種破閩南語面對中南部的傳統選民時，根本是笑掉那些阿伯的大牙，當時人群沒跑光，大概是因為愛或是便當吧（誤。

蔡英文當年是臨時上陣的「替死鬼」，卻讓黨內大老臣服

這樣說起來，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變成政治人物的這件事，可能根本沒有在她 2008 年以前的生涯規劃裡面出現過；提到接黨主席這件事，講白一點，蔡英文當年根本就是個祭品，一個被抓來臨時上陣的替死鬼。

不是因為民進黨需要蔡英文，而只是因為他們需要黨主席，這個人是誰都可以。

剛好蔡英文本身也沒有任何派系色彩，DPP 黨內的人也就覺得好吧，這樣至少公平吧，反正就是個神主牌，不偏袒誰也就好了吧，反正這看起來只是個過渡期，過渡完之後大家還是要回來廝殺的，只是現在情勢不對，不能出去消耗政治資本，就讓一個完全沒政治資本可以消耗的蔡英文來當吧。

推文有人提到當時黨內有獨派大老想爭 DPP 黨主席，這件事我記得當初 DPP 黨內多數的聲音是反對的；因為當時有政治實力的幾個天王都是重創，但他們也不是很想讓黨主席大位落到其他競爭派系手上，差不多就是一種我拿不動，但也不能給你拿走的心態。

在這種背景下，當上黨主席之後，蔡英文花了多少一般人看不到的時間、心力，去拉攏黨內的大老、地方派系，有實力的政治頭人，讓他們能夠互相合作，三不五時還要被罵、被白眼，她論資排輩比起 DPP 的每個大老都淺，三不五時被呂游蘇謝四大天王洗臉、暗酸，這些東西如果你一路關注她從 2008 年以來的軌跡，看新聞看內幕其實多少都有跡可循。

講白一點，黨主席雖然是主席，名面上最大，但你還未必真叫得動那些有錢、有糧，但是沒種的地方派系或是黨內大老，就跟你軍營裏面的上尉雖然官階比較高，但也未必能把老士官長叫來立正站好一樣。

蘇貞昌以前很明顯不服蔡英文，畢竟在 DPP 內論資排輩、論實力，2010 的蔡英文是入黨幾年了？幫 DPP 打過幾次生死仗了？蘇貞昌不服一個光棍黨主席，擺老擺臉色，不是很合理嗎？

但蔡英文很清楚，她如果希望讓 DPP 重回執政，一定得要忍耐。

不能讓黨內分裂、不能趕走未來可能能幫助黨的人才、不能減少可用的資源，很多時候甚至得把暫時不能成局的事情扣著，等待適當的時機再做嘗試；因為你一旦為了一時的爽或是出口氣，跟黨內大老惡言相向或是撕破臉，未來要整合就只有更困難，而不可能會更簡單。搞得不好，甚至你的盟友投靠了對方，因為被你氣走了，這在歷史上多得是這種現實，而想做大事、達成遠大目標的人最忌諱這種問題。

又好比民調低可能是現狀，但要堅持做很多事情，不要出錯，慢慢的可以拉回民調；而有些人不是，他把民調當成關鍵，看到民調低都不能忍，就開始想盡辦法要拉聲勢，結果越拉到最後民調越低⋯⋯嗯，我沒有在指誰。

到了這幾年，我想民進黨的幾大天王，像游、蘇之類的自己也清楚，形勢比人強，他們已經錯過了那個能夠改變歷史的節點，他已經不可能站到比蔡英文更高的風口浪尖，所以他必須接受這個現實，或者說，為了政黨的未來，可能也必須接受這個現實。

信念、耐心、遠見，不亢不卑，姿態正確，這些是蔡英文最驚人的地方。

就連中國學者都對蔡英文讚譽有佳

之前中國有個叫李毅的學者曾經寫文章評論過蔡英文，也稱讚她的原則性、靈活性，堅定的個性，甚至明講蔡英文是個很高明的戰略家。

雖然我知道在淺碟仔的眼裡，這篇文章可能沒甚麼意義，但實際上， 中國的評論者不會無意義的吹捧臺灣的領導者，而應該將之視為一篇站在敵對立場的觀察，能夠正確的觀察並且評價對手，這才是有意義的作為 ；至少這篇文章比你看甚麼環球時報，在那邊無意義地說「蔡英文撕裂兩岸和平、用暗黑手段選舉」之類的更有價值一些。

所以不要在那邊哭邀什麼這只是運氣好，光是她能忍人所不能忍，忍住被罵、被嘲諷的現實，好好蹲低，一邊安排細節，等到情勢轉到對自己有利的那天，最後取得成果，這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你以為唾面自乾很簡單，實際上你被吐一次就跳起來了。

要不，換成柯 CF 碰到 2010 年的蘇貞昌，你看看會發生甚麼事？

真要說的話，除了專業的訓練之外，其實關鍵就是她的個性，個性決定命運。

兩岸都在快速發展，但只有台灣政治進化成「民主」形象

很快地，我就實際看到了巨大的改變，在台灣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這兩個地方都在經濟上繁榮發展，但只有台灣在政治上進化出完整的自由民主。這個過程並不容易，一路上也遭遇到非常多的威脅和失誤。

《國際橋牌社》政治影集以戲劇的方式講述這個獨特的故事。

一九八六年的台灣比現在窮得多，而且也還在戒嚴中掙扎。我太太和我都是外交官，在來台灣之前，我們先繳回我們的外交人員護照，換成觀光護照。這是為了讓我們在被派任到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前，可以先到位在台北近郊陽明山上的美國在台協會語言學校學習十個月的中文，但在護照紀錄上卻會顯示我們從沒來過台灣。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必須要走這麼一個假流程，其實中國的官員應該也都心知肚明。

大部分美國在台協會的學生都住在山上，但是因為我的太太懷孕五個月，我們想住在比較靠近台安醫院的地方，後來我們的大女兒就在那年的十二月初於台安醫院出生。我們和其他幾名也想住在市區的學生每天搭乘學校提供的廂型車去上課，開車的司機唐柱石（我們都叫他小唐）直到現在還是我的朋友。

我們的公寓位在濟南路，靠近光華商場，我在那裡買過一枚珍珠戒指送給我的岳母，不過一個月後珍珠表面就開始剝落，我們才發現那其實是塑膠做的。一個街區之外就是未來仁愛路豪宅帝寶的位址，二十三年後我擔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時將會搬到那裡。

我們的房東是一位瘦而安靜的紳士型人物，住在我們那棟小公寓的一樓，每天穿著西裝，拿著公事包，走路去上班，有時也會看到他在整理他的那座小庭院。一直要到我的學習快要結束的時候，我才知道這位外表謙遜的人，其實是一九八四年新落成的福華飯店的老闆。

他邀請我們與另一個住在他的樓房裡的美國人家庭，在福華飯店裡的一個包廂為我們餞行。當我問他為什麼選擇了這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場地，他告訴我，那是他的飯店。我的房東讓我看到了一個樸素、不炫耀財富的世代。我寄給他一封用中文寫的感謝信，那應該是我唯一寫過的一封中文信。

在那些日子裡，台北還沒有一〇一，我還記得現在的信義區和往東許多如今已蓋起來的地方，當時大多是田地，有些地還在耕種。沒有捷運，下大雨時有的街道會淹水淹到車輪蓋中央。汽車比較少，但成群結隊的摩托車噴出的廢氣彌漫在大街上。早上洗車，傍晚車子就蓋滿了污垢。我完全想像不到有一天，台北會變得比我去過的大多數亞洲城市來得更乾淨、更綠化、更寧靜，而且交通也管理得更好。

台灣當時還實行進口管制，所以很少有外國商品可買，我也不記得有任何名牌店，或是法國、義大利餐廳。但是台灣人彌補了這些美中不足。醫療很棒，老師非常優秀，而且還很友善。本地餐廳從來不會有人因為我們的女兒哭個不停給我們白眼看，後來我發現在美國這是常有的事。

相反地我們的女兒經常變成吸引隔壁桌關注的大明星，隔壁客人都會對我們表達歡迎、恭喜我們喜獲新生兒，請我們吃東西，還會給我們建議，告訴我們如何照顧那當時還長著一頭金髮的小嬰兒。那時在台灣的外國人比較少，但直到現在，大部分台灣人還是一樣地好客、友善，遠超過我在其他國家的經驗。這點並沒有改變。

語言學校的學生和我們的台灣老師（至少是那些願意談論的老師們）都無法解釋：為什麼閱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出版品時，還是必須待在上鎖的學校房間裡讀，或是為什麼國民大會還有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省份的席次，或是為什麼海外雜誌到我們手裡時，會有劃黑的段落甚至少掉的頁數。

但是老師會低調地暗示，他們感到政治的情勢正在改變。確實如此，就在我們離開台灣後不到一個月，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台灣解嚴了。

美國外交官們原以為，中共必然會走向自由開放

兩個月後當我們抵達北京大使館，我們看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要比台北安靜得多，因為人們大都騎自行車或是走路，摩托車比較少，轎車也只有公務車。到了晚上，街上經常空無一人。北京的環狀道路只到三環，不像現在有七環。

其他來自共產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外交人員可以使用人民幣，但我們必須用外匯券來買東西，價錢要貴的多。那時的北京比較窮，但污染比較少，只有城市西郊鋼鐵工廠冒出的煤煙，戈壁沙漠的風吹來沙塵暴，和冬天家家戶戶燃燒煤餅時除外。當這三者同時發生，你幾乎看不到眼前六呎之外的景象。

當時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因此也等於是我們美國大使館的官方立場是：美中關係正在一天天、在各個方面上日益改善。我們也是這樣對那些川流不息，因為初次到中國訪問而興奮不已的華盛頓官員、國會領袖、企業ＣＥＯ們這麼說。他們大部分人都沒有意識到，一個由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不可能就此長治久安。每個人都認定，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繁榮起來，它也會自然走向自由開放。因此當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發生大屠殺，同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圍牆倒塌，蘇聯乃至整個蘇聯帝國在一九九一年瓦解時，國際社會大受震驚。

當柏林圍牆倒塌，北京的領導人們特別感到不寒而慄，也慶幸他們鎮壓了在北京和其他地方參加示威遊行爭取民主、反對明顯社會不平等（例如由中國共產黨黨員獨享的特許商店）的學生、工人乃至家庭。實際上當他們發動鎮壓時，這場從四月十五日起就在北京展開的示威活動，其背後的動能已經在消退，天安門上的人數也已經減少。但這退潮還是來得太遲了，黨內已經發生了政治鬥爭，鄧小平獲勝，而他決定要給人民「一個教訓」。部分根據在醫院計算到的屍體數量，我們大使館的估算是至少有八百人被殺，更多人受傷。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發生在天安門上對北京人民的屠殺，永遠地改變了我對在中共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在天安門之後，我作為在北京的政務官被派予了一項任務，即是有長達一年的時間，我每週要和身在美國大使館中申請政治庇護的異議科學家方勵之及他的夫人李淑嫻會面四次，這個經驗更強化了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看法。

大使李潔明（James Lilley）指派我定期向他們說明有關他們投奔自由事宜正在協商進行的情況，並且傳達他們的看法與要求。我後來也陪伴他們搭乘美國空軍飛行機飛往自由，首先抵達英國。

蘇聯在一九九一年瓦解，使得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更加認定他們在天安門事件上選擇了最明智的道路。他們的這個看法，在與華盛頓以及世界各國政府檯面下的對話中得到更進一步地確信，因為各國政府實際上都表示希望儘可能讓天安門事件早點過去，繼續照常做生意。

這確實就是在天安門事件後出訪北京的特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與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的看法，在他們眼裡，大使館內的異議人士方勵之與李淑嫻不過是重啟雙邊關係的絆腳石。美方與世界各國對局勢的這個評估明顯形塑並強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班子的看法，例如現在正領導中國，甚至可能終身在位的習近平。天安門事件之後，台灣海峽兩岸勢必要往相反方向發展了。

中國才發生完天安門事件，台灣隔年就舉行民選總統

一年後在台灣，一九九〇年三月十六日到二十二日，台灣的野百合學運在中正紀念堂集會主張民主，爭取總統與副總統直選、國會普選，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這場示威與李登輝在三月二十一日就任總統，開始六年總統任期的時間點重合。然而他贏得總統的那場選舉，他是唯一的一組候選人，來自唯一被承認的政黨，由國民大會的六百七十一位國大代表投票選出。

雖然如此，他是中華民國第一個在台灣出生的總統，接著在一九九六年，在台灣第一次民主的總統全民直選中，李登輝再次當選。一九九一年，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七年在中國選出的立法院與國民大會代表被迫辭職，一九九二年，台灣舉行了第一次立法委員民主選舉。其他地方歷史的走向，也正朝向民主與獨立主權的正面方向發展。

一九九〇年，尼爾森・曼德拉從南非監獄獲釋，成為「非洲人國民大會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領導人，並且在一九九四年，經由南非的第一個多種族選舉，被選為南非總統。一九九〇年，蘇聯瓦解，東西德統一。一九九一年，鮑利斯・葉爾辛成為俄羅斯聯邦首任民選總統。同在一九九一年，克羅埃西亞、馬其頓、斯洛維尼亞從前南斯拉夫獨立，一九九二年波士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也宣布獨立。一九九二年馬斯垂克條約簽定，創造出歐洲聯盟，一部分的目標是為了防止未來再有如過往歷史上危害歐洲好幾個世紀的戰爭發生。

一九九一年美國總統布希在國際支持下發動「沙漠風暴行動」，派遣美軍解放被伊拉克佔領的科威特，並且在完成任務後明智地撤軍。遺憾的是，他的兒子小布希之後將會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發動欠缺正當性的戰事，造成美軍在中東地區持續介入流血衝突。

我在二〇〇九年回到台灣，而且在這裡持續生活了十年，我發現我來到了一個完全脫胎換骨的國家——更美麗，更都會，更繁榮，也更成功。台灣已經舉行過六次民主的總統大選，二〇二〇年一月即將舉行第七次。雖然就像其他國家一樣，台灣也有問題要面對，但台灣已經超過所有人的預期。正如我經常說的，這是一個現代奇蹟，一個國家在短短數十年間，從貧窮發展為繁榮，從獨裁到民主，而且它實際上沒有什麼天然資源，除了人民的才能與勤奮以外。現在的台灣重視人權與法治，和它在科技、醫療、工程、製造，與創新上的世界級優勢一樣值得被關注。

台灣這個國家的成就得來不易，而《國際橋牌社》影集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提醒。有史以來第一次，台灣透過一部精彩的戲劇講述自己的故事，再現它爭取民主的英雄式奮鬥。一個小國，在內憂外患的困局中，克服了巨大的險阻才將自己轉型為現在這個民主國家。一群勇敢的台灣人克服一切困難而成就偉大，這是一個可歌可泣的故事。

雖然世界上許多觀眾或許還不知道，台灣民主化的故事其實擁有普世的感染力。台灣真正是一個現代奇蹟，而《國際橋牌社》則優美地描繪出把奇蹟化為現實的努力之中，所有人的投入與追求。

不住開山里，也知開山王

一封登革熱警報，全臺秒變開山里。開山里在臺南，但你知道開山一詞和誰有關嗎？臺南開山里鄰近（郡王里）有一座延平郡王祠，過去曾為「開山廟」、「開山神社」，供奉鄭成功。研之有物專訪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張隆志，和一日里民們聊聊，開山王鄭成功如何被我們記憶？歷史如何活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斬妖除魔、殘暴海盜、神級代言人，都是鄭成功

1661 年，臺灣面臨一場東西海權爭奪大戰。當東方航海王對上歐洲海洋霸主，這一局，由鄭成功搶下福爾摩沙！在島上，鄭成功只度過短短一個秋，神奇的是他彷彿擁有影分身，至今三百多年仍不斷以各種樣貌登場。

教科書、民間信仰裡，國姓爺歷來正氣凜然，砲擊鶯歌精怪、力斬劍潭魚怪，全臺粗估至少有近百間主祀的廟宇。

然而，歷史的有趣迷人，就在於觀點不斷挪移轉變。西洋文獻史料，呈現了人們不太熟悉的「殘暴系」鄭成功，嚴苛蠻橫、殘害俘虜。荷蘭土地測量師的檔案《梅氏日記》如此描述：「嘴巴時常處於開啟狀態，並露出數顆大間隔的圓磨長牙⋯⋯說話聲音淒厲，咆哮又激昂，動作古怪，彷彿將要起飛一樣。」

暗黑版還有臺灣漫畫《1661 國姓來襲》，創作者採用迥異於傳統的視角，漫畫中鄭成功不再是正義的民族英雄，他面戴神祕面具、有點好色、陰險殘暴，十足「反派」黑武士。若問問年輕世代，鄭成功是⋯⋯？潮青還有新答案：超「成功」的啤酒、洋芋片代言人！

民族英雄的養成

「鄭成功應該很訝異，自己竟然會這麼百變！」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張隆志半開玩笑地說。

張隆志近年關注歷史記憶與公共史學的研究，他選擇臺灣戰爭史的三大轉捩點： 17 世紀鄭成功、清末臺灣民主國、戰後光復節，試圖從人物、事件、節日，理解當代臺灣如何活在大眾的記憶，但張隆志笑言「光是明鄭階段就花了好多時間」。

在許多人心中，「民族英雄」是鄭成功最鮮明的形象，也是最常被提及的傳統定位。然而「民族」是誰的民族？又是哪一個民族？張隆志曾在演講中拋出這個問題：鄭成功究竟是臺灣人、中國人，或日本人？

日本民間從 18 世紀便曾颳起「國姓爺熱」，江戶時代頗受歡迎的戲劇《國姓爺合戰》，後來衍生歌舞劇、小說、繪本、電影。圖為 1940 年的電影海報，男主角鄭成功為日本武士的形象。圖片來源：臺灣歷史博物館。

每個答案都有人贊成。顯然光是這個提問，已顯露出國姓爺歷史形象的複雜性。張隆志認為，國籍、身分的多重衝突，或許是當代不斷重新定義鄭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們爬梳這位西方眼中的「海賊王」，如何走向英雄化、神格化的可能線索。

回溯歷史，鄭成功在清初還被斥為侵擾海疆的賊寇；到了清末，他卻搖身登上忠義英雄寶座，關鍵點就在牡丹社事件。為了鼓動臺灣百姓的民族大義、抵禦倭賊，沈葆楨奏請為鄭氏追諡立祠，讓百年的反賊封印就地解除。清國既收編了臺灣民間對國姓爺的情感崇拜，同時還巧妙吸收他的「忠義」形象，轉換成「大清國」子民的表率。

這套收編、挪用的招法，日本官方也發揮在鄭成功出生日本平戶、母親是日本人的血統論。江戶時代的流行戲劇《國姓爺合戰》中，鄭氏就被稱作「和藤內」，以東洋武士之貌神勇登場。日本統治臺灣後，鄭成功又順勢被尊為開臺的「日本人」先鋒，臺南延平郡王祠也改為「開山神社」。

隨著國民政府的反共復國大旗，「光復故土」成為鄭氏氣節的不滅光環，延平郡王祠再度被改建為中國北方式建築。1963 年以後，臺南延平郡王祭典被訂為中樞祭典，正式由官方傳承民族英雄的形象。

三百多年來，儘管歷經不同政權，鄭成功始終是重要的政治宣傳符號，稱得上百搭款「官方代言人」。張隆志分析，鄭成功歷久不衰的英雄形象，即是在民間的國姓爺信仰與歷代政權推波助瀾的民族忠烈等文化脈絡中，共構型塑而出。

國姓爺託夢！鄭成功的當代變身

不過，當我們重新將鄭成功放入當代不同脈絡，他不再只是蓋世英雄，而變得更有血有肉、複雜多面。

「鄭成功的當代形象有幾個不同於過去的特色，」張隆志闡述：一是相對於中國的政治性，二是相對於日本及荷蘭的國際性，三是相對於原住民的爭議性。

1950－60 年代，明鄭研究做為歷史顯學，研究者不只爬梳明史、清史等文獻，還引入西班牙文、荷蘭文資料，開啟了新的史觀，也反映出臺灣史的研究軌跡逐漸從中國中心史轉向海洋史。面對 17 世紀的風起雲湧，當代臺灣已能從臺灣島史、全球史的視角，重建島嶼在大航海時代的歷史位置，更加側重「多元文化」和「跨國交流」的敘事觀點。

這種詮釋視角的轉變，也能在地方文化活動看出端倪。

「2011 年我去參加鄭成功文化節，當中最有特色的是臺、中、日博物館跨國合作的展覽『成功啟航：17 世紀船舶文物特展』。策展者引用荷蘭文史料，重新塑造鄭荷戰爭與議和過程的鄭成功，也不避諱提到他殘忍處決荷蘭傳教士的情節。」張隆志分享了踏查心得。

另一個例子是臺南文化資產保護協會策劃的展覽，從「文化資產」的角度重構鄭成功，將他的四種特質「祖先、神明、民族英雄、傳奇人物」，連結到府城的在地文化記憶，包括建築、文物、民俗傳說。

國姓爺悄悄「變身」！從神格化與政治性的反清復明、民族英雄，轉向做為 17 世紀東方海權代表，以及臺灣在地文化記憶的一部分，當代的國姓爺論述逐漸從「神化」過渡到「生活化」，而且更強調本土性（開臺）與國際性（海洋）的特色。

原住民史觀是另一面向的新論述。「國姓爺託夢了！」2016 年，供奉國姓爺公的臺南鹿耳門鎮門宮公開表示，鄭成功託夢要向原住民道歉。電影《看不見的台灣》便運用幽默手法直視這段衝突，導演帶著攝影機，一路參與鎮門宮與西拉雅族和解的三天法會。

紀錄片呈現出不同面貌的鄭成功，不再只有漢人單一史觀，更多元的文化觀點正重新建構「21 世紀版」國姓爺。

《看不見的台灣》一路紀錄「與神同行」的互動。從海報裡可以看到，鄭成功依然穿著傳統戰袍，但形象顯得可愛親民，還以手勢致意。圖片來源：影市堂提供。

歷史記憶滲入我們的生活

「當代對英雄的期待、紀念或討論方式不見得是仰望，而是多元、多中心，由下而上。」張隆志緩緩說道：「這種多元解讀的敘事轉變，反映出臺灣的歷史記憶不一樣了。」

過去人們相信，歷史是客觀求真、讓史料說話。但近代歷史學逐漸轉向，所謂的「客觀」史料依然要透過詮釋、建構才能出聲。那麼，除了史學家的詮釋，一般大眾對過去是否也有自己的記憶與想像建構？比如不同世代對 228 的回憶，不同族群對鄭成功的歷史情感。張隆志強調，當代歷史學除了求真，也關切人們的「歷史記憶」。

歷史不單是文獻中的史料，還包括大眾如何記憶過去，這些記憶又如何被建構、延續。

博物館展覽、文化活動、文學創作等大眾文化，皆是學院外集體記憶的具體展現。

以臺南鄭成功文化節為例，最初是官方性祭典，在逐漸轉型為城市文化觀光後，開始擴大到古蹟走讀、文化講座、美食觀光，突破了過往宗族祭典的型態。大眾文學裡的鄭成功樣貌，更是多姿多采，海洋之子、反派大魔王、每天被自己帥醒的混血型男、荷蘭與西拉雅女子視角的敵軍領袖，百變國姓爺不斷更換影像濾鏡，變得豐滿立體，超有哏！

「明鄭的生活記憶非常鮮活，」張隆志隨手舉了例子：「比如你走在臺南任何地方，飲食、寺廟、建築、學校、路名，『成功』無所不在。現在去臺南除了看國姓爺雕像，還能搶購限量啤酒、洋芋片！」國姓爺依然家喻戶曉，但我們的想像記憶已融入生活細節，伴隨越來越多輕鬆的庶民日常。

手比愛心、臉頰紅通通，Q 版鄭成功成為文創商品代言人。圖片來源：臺南市政府文化局（飲酒過量有害健康）。

張隆志認為，當代臺灣對鄭氏的記憶不再是嚴肅、樣板的政治味，也不只是純粹去解構、挑戰英雄神話，還增加許多趣味、創意、Kuso 的多重想像性。這顯示我們的歷史記憶已然鬆動而多元，能自由閱讀這個過去被高度政治符碼化的英雄人物。他進一步提到，這個轉變歷程也正是記憶研究的焦點：誰在記憶？為何記憶？如何記憶？從這三個命題做理解的起點，或許能幫助我們在歧異衝突的史觀之間，展開對話。

公共歷史：讓歷史重新走入生活

從「鄭成功是誰」轉向「鄭成功如何被記憶」，鄭成功的記憶研究是臺灣公共歷史的重要題材。

相較於傳統學院，公共歷史（Public History）更面向讀者的視角，關心歷史如何被大眾思考、閱讀、應用，將歷史重新帶回生活。這也意味，權威不再是史學家獨有，而是由專家與讀者共構歷史。

公共史學的具體展演，除了大家熟悉的展覽、影視翻拍、大眾文學，把厚重史料重新拼貼、裁剪，變得更通俗趣味。這幾年，還有另一波「知識公共化」風潮，強調專業知識的科普。創作者努力服用「翻譯蒟蒻」，將生冷拗口的冷硬派學院論文，轉譯成白話文。例如，芭樂人類學、巷仔口社會學、歷史學柑仔店、法律白話文運動、故事 ⋯⋯（當然，還有你此刻閱讀的中研院研之有物）。

「這是我最關心的公共歷史面向。」張隆志說。除了趣味、娛樂化，他更期待公共歷史背後的另一層使命：透過寬廣深入的討論，提升公眾對話與論述。

當代臺灣的許多衝突不單是政治問題，亦是歷史問題。面對這些糾結爭議，歷史思考能提供的是一種脈絡性理解，以較寬闊的視角來思考。訪談最後，提及對記憶研究與公共史學的關懷，張隆志語帶感性地說：「如何促進大家的理解對話、提升公共思考，包含集體記憶與認同衝突等議題，這是當代無法迴避，也是做為臺灣史研究者的我們責無旁貸之事。」

從歷史記憶、文化資產的探討，到公共歷史的知識傳播，張隆志認為臺灣仍有許多發展空間，他也期待未來參與更多博物館、文資合作，從歷史人文角度促進公共對話。圖片來源：研之有物攝影林洵安。

小時候讀古文的疑惑

氣象學家王寳貫，從小有個特別的興趣，就是閱讀古文。他說，小時候父親買了很多古書，「他其實自己沒有時間看，都是我在幫他看！」於是，《史記》這些書，他在小學就已經讀過了。

小時候讀古文，王寳貫一直有個疑問：為什麼冬天打雷不祥？他始終無法得到解答。進入台大地理系氣象組 (大氣科學系的前身)，問老師這個問題，老師也不曉得。

直到他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留學，終於有了解惑的契機。那時，他看到中國大陸氣象學者竺可楨寫的一篇文章，談中國五千年氣候變遷。其中有條曲線，是利用古代文獻中「物候」現象的資料，拼湊出的中國歷史上氣溫演變曲線。

物候現象，例如燕子的來去、河水是否結冰。通常燕子應該某一天到，但今年燕子比較晚到，可能就代表今年氣候比較冷。若今年河水異常結冰，也表示氣候較冷。

歷史氣溫變化曲線 (竺可楨，1973)。(此圖資料以年份為準，左側朝代為輔助說明之標示，故部分年份與朝代年代會有些許差異。) 圖片來源：王寳貫提供／圖說重製：歐柏昇、張語辰。

為何冬天打雷代表不祥？

王寳貫看到竺可楨的做法，覺得非常有意思，真的可以從古代文獻來研究氣候。於是，他動身翻找二十四史，花了很多功夫，把氣象相關的資料找出來。目的就是解答多年的疑惑──為什麼冬天打雷是不祥的徵兆？

整理了史書中關於冬雷的紀錄之後，王寳貫把過去 2000 年中每 30 年的冬雷次數統計出來。最初猜想，冬天打雷應該是在比較溫暖的年份，因為溫暖的時候對流比較旺盛，產生雷雨，就會打雷。

沒想到，跟竺可楨的曲線一比之下，結果跟王寳貫預期的剛好相反，而且那個關係還好得很！也就是說，冬雷多的時候，都是冷的年份，如下圖所示：

王寳貫統計過去兩千年的冬雷次數，與溫度 (竺可楨，1973)、降塵的關係。圖片來源：王寳貫提供／圖說重製：歐柏昇、張語辰。

做研究好玩的就是，你以為是那樣，做出來的結果卻跟你想的是相反的。

那為什麼冷的年份容易出現冬雷？目前還沒有定論，但王寳貫有個暫時的解釋： 冬天產生雷雨，表示對流旺盛，但這個對流不一定是「熱對流」，而可能是冷鋒的對流。 冷鋒附近，對流本來就比較強，而如果冷鋒後面的冷氣團特別冷，冷暖的對比特別強，在氣象上「斜壓性」強，容易造成「斜壓不穩定」。斜壓不穩定，容易造成強的對流，比較有可能造成雷雨。

回到「冬天打雷不祥」的說法，古人說「不祥」應是有反常現象，而冬雷伴隨的反常，就在於該年天氣寒冷。

天氣寒冷，又對社會與政治有何不利呢？

氣候改變歷史！

天氣乾冷的時候，農作物收成相對也較差，老百姓沒東西吃，只好搶糧倉，發生社會動亂。王寳貫舉例，明代末年進入「小冰期」，氣候變得乾冷，發生大規模的旱災，民不聊生。因此，李自成、張獻忠成為「流寇」的背景，應與小冰期的氣候背景有關。

王寳貫說，也許明末的皇帝不是真的比較糟，而是運氣不好。相反地，大家會說唐太宗很英明，但現在知道唐代氣候溫暖，因此唐代的盛世可能也與此氣候條件有關。

我現在從整個歷史氣候來看，既有的政治體系比較糟糕的時候，往往是發生在氣候比較不好的時候，容易產生動亂。

天氣乾冷，也與戰爭的頻繁有關。王寳貫曾與一位中國大陸學者合作，當時那位學者在加拿大工作，統計了歷代戰爭的次數。他們發現，戰爭的次數，與冬天打雷的次數，呈現統計上很高度的相關。冬雷多的時候，戰爭就比較多；而且冬雷多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的邊界就相對南遷。這顯示天氣乾冷的時候，漢人與北方民族可能產生較多摩擦。

明清颱風路徑與今日大不同

王寳貫還曾經依颱風登陸站點，統計過明末清初的颱風路徑。他發現，當時的颱風幾乎都停留在廣東沿海一帶，不會北上到福建、浙江。

這個結果和現在的氣象理論吻合：颱風需要溫暖的海面才能維持，但是明末的小冰期氣候較冷，海面也就比較冷。於是，颱風只要往北一點，就沒有足夠的溫暖海面供應水氣、能量，很容易消散掉。

此外，王寳貫分享了一個有趣的例子，說明從古代詩文裡，也可看出東亞季風區的特性。

南宋詩人趙師秀，在《約客》這首詩這樣寫：「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如果只看了那首，會以為黃梅時節每一家都下雨。可是，南宋時期另一位詩人曾幾的《三衢道中》，又寫道「梅子黃時日日晴，小溪泛盡卻山行。」看了這首，卻會以為黃梅天氣應該都很好。但是，南宋時期又有一首詩寫說「熟梅天氣半晴陰」，梅子熟的時後，天氣半晴半陰，出自戴復古的《初夏遊張園》。

你說，是家家雨、日日晴還是半晴陰？都有可能。東亞季風區的特點，就是它的天氣變率特別大。

甲骨文暗藏商代氣候的密碼

不僅是歷史文獻的紀錄，中研院引以為傲的甲骨文藏品，也有人拿來做氣候方面的研究。當中國學者關注古文字的意思時，德裔美籍學者魏復古 (Karl August Wittfogel) 從一個很有趣的思路來研究甲骨文，即是試圖從 317 片有時間記載的甲骨片推斷古代氣候的資訊。

魏復古看了上萬片甲骨，蒐集具有天氣紀錄的卜辭。其中一項有趣的推論是這樣的──現在中國北方冬天不太會下雨，然而商代的卜辭中，冬天仍然常問未來幾天會不會下雨，這表示商代的氣候應比現在暖濕。

除此之外，魏復古還從打仗的季節，推出乾季、雨季的時間，因為下大雨的時候並不適合打仗。他的結論不能說完全正確，但是提供了許多有意思的思路。

大工程──歷史氣象資料庫

王寳貫期待歷史氣候與地理資料庫完成後，可以更容易做統計研究，鑑古推今，探究氣候與環境的變遷。圖片來源：研之有物攝影張語辰。

王寳貫幾年前回到中研院之後，展開了一個更龐大的計畫，把氣象相關的歷史記載，製作成資料庫。

我們現在把文字記載完全變成電腦編碼，降雨、下大雨、大雪都編一套碼，一套歷史的編碼系統，把它數位化。

這套系統，將結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范毅軍研究員製作的中國歷史 GIS 地理資訊系統，讓學者可以很容易地查詢歷史上某時、某地的氣候資訊。目的就是做一個開放的資料庫，每一個人都可以用。這個資料庫即將上線，未來將造福許多領域的學者。例如想要了解古代社會的動亂是否與氣候有關，或想了解疾病的發生與氣候、環境背景的關係，都可以利用這套系統。

台灣最早、最完整的音樂紀錄，竟來自日本 3 人調查團

由左到右為：黑澤隆朝（1895-1987），山形高靖（當時勝利唱片錄音師），桝源次郎（1904-1995）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臺灣進行音樂調查的合影。圖片來源：王櫻芬。

其實臺灣最早且最完整的聲音與音樂紀錄，開始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在臺灣總督府和民間的大力支持下，由黑澤隆朝等三人組成的調查團，從日本渡海來臺，進行了三個月的環島踏查以及錄音和攝影，完成臺灣史上規模最大、內容最完整的臺灣音樂普查，另還包含原民 155 個部落的樂器普查，為臺灣原住民、漢人音樂留下豐富的影音和文字記錄。

1943 年 12 月，調查團將這趟採集調查的成果編輯成 26 張 78 轉唱片與 10 捲紀錄片，公開發表。「可是，1945 年 3 月東京有大空襲」，細說從頭的國立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教授王櫻芬，如歷歷在目講起那段歷史，「存放在勝利唱片的聲音與影像文字等資料大多燒毀了，但黑澤家中還保留一套唱片，這也是後來很多故事與研究的原點。」

1945 年 3 月東京大空襲，導致黑澤隆朝所採集的戰時臺灣聲音毀於一旦，幸虧黑澤家中還有一套調查團所編輯的 26 張 78 轉唱片，但這套唱片又去哪了呢？圖片來源：pixabay。

台灣早期音樂史料命運坎坷，甚至「遠行」到英國

這些寶貴的聲音資料，長途旅行去了英國，原來戰後 1950 年代日本想要返回國際社會，有多種作為，其中之一就是將那套 26 張唱片濃縮成 12 張，寄給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以及英國的國際民俗音樂協會，「後者把唱片給了一位倫敦大學的教授，邀請他寫評論。這位教授過世後，便把所有文物都捐給英國國家圖書館，而這套唱片也在其中。」

王櫻芬最終在英國國家圖書館找到這套 12 張唱片。她表示，1973 年黑澤隆朝出版《臺灣高砂族の音樂》書籍，被視為臺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經典，1974 年有《高砂族の音樂》唱片問世，主要是將前面提到的 26 張唱片中原民樂音的部分獨立發行，王櫻芬補充說：「但漢人的音樂並沒有在裡面，所以 英國的那套唱片就非常珍貴，因為其中有 6 音軌是漢人音樂的部分，包含孔廟祭典、佛道宗教音樂、皮影戲、十三音等。 其中的孔廟音樂記錄，應該是全世界最早的，而且絕無僅有，有著重大歷史意義。」

王櫻芬拼湊臺灣這塊土地上一度消失的聲音，讓這些聲音得以重新被人們聽見，圖為黑澤隆朝親自拍攝大南社魯凱族弓琴的照片。圖片來源：王櫻芬。

珍貴史料差點被當垃圾丟掉！台大教授拼湊出台灣樂史空白過程

雖然有了當時代的音檔，但為了還原當時錄音過程，黑澤隆朝的個人手稿與日記，便是很重要的線索。黑澤的遺物被親屬化分為二，音樂研究的部分捐入國立（市）音樂大學的圖書館，個人的資料則捐給秋田縣立博物館。

王櫻芬回憶說：「但這些文物都沒有人理會，全都放在倉庫裡，更不用說研究。所以，國立音大圖書館負責人在離職的時候，甚至將所有黑澤隆朝的資料，包含已經編目的，全數打包寄來臺灣。他認為，這些東西應該去更重視它的地方，而不是被當垃圾丟掉。」

王櫻芬從 2000 年開始黑澤隆朝研究，然後在 2008 年將之出版成書，並將黑澤錄音復刻成 CD。王櫻芬充滿情感地說：「黑澤帶我走進臺灣的日治時期，因為他的關係，也啟動我日後的日治時期唱片與廣播研究。」王櫻芬不諱言，「做研究像偵探找線索一樣，從蛛絲馬跡拼湊出事件的全貌，我總是興奮於靈機一動、忽然有重大發現的那一刻。但後面要去把它寫出來，完全是一件苦差事。」從她拼湊過去臺灣音樂史空白的過程，就可看出端倪。

為更瞭解黑澤隆朝，同時探索過去與現在原住民音樂的轉變，王櫻芬也帶領調查團，循著當時黑澤採集原住民聲音的路線重新走一次，從中發現不少當時參與者都還健在，不少人聽到自己或者親人的聲音，也忍不住流淚。此外，透過黑澤和戰前其他日本人的紀錄，她也發現日治時期的原住民音樂，由於殖民政策、戰時體制、唱片廣播等因素，已有不少改變。

王櫻芬從 2000 年開始黑澤隆朝研究，然後在 2008 年將之出版成書，並將黑澤錄音復刻成 CD。圖片來源：攝影林俊孝。

王櫻芬不只完成黑澤隆朝研究，也循著當時黑澤採集原住民聲音的路線重新走一次，發現不少當時參與者都還健在，同時聽到自己或者親人的聲音，也忍不住流淚。圖片來源：王櫻芬；再製圖表：林俊孝。

台大教授從音樂學研究，跨足印尼甘美朗演奏

王櫻芬從求學以來就對民族音樂學充滿興趣，才得以拼湊出原住民音樂與漢人音樂歷史紀錄上的空白。近年來她也不忘對音樂表演的興趣，投身印尼悠久的甘美朗（gamelan，印尼合奏樂器）演奏，並在 201 9 年 6 月，籌辦巴里島甘美朗樂舞展演，邀請巴里島、中爪哇、沖繩的音樂家與舞者一起同臺演出，她也親自上陣演奏。

王櫻芬從民族音樂學研究到印尼甘美朗演奏，充滿各種美麗的奇遇，王櫻芬說：「一開始做研究，其實看不到什麼全貌。但許多事情是隱約相關，縱使跨越的時間幅度很大，最後卻一個個小環圈終究會扣在一塊兒。人生跟研究其實也相似吧，看似不相關，然而也許哪一個瞬間有個突如其來的機遇，就夠夠整合在一起，產生巨大的意義。」

2019 年 6 月，王櫻芬籌辦甘美朗（gamels，印尼合奏樂器）樂舞，邀請巴里島、中爪哇、沖繩的音樂家與舞者一起同臺演出，王櫻芬也親自上場演奏。圖片來源：王櫻芬；攝影：陳宥中。

台灣影劇再突破！劇組神重現台灣人記憶中的「中華商場」

「天橋上的魔術師」目前正在拍攝中，為呈現故事裡「中華商場」場景，光是搭景，劇組就斥資 8000 萬元搭建實景，打造出 80 年代的時空背景，並結合科技特效與數位素材，重現歷史記憶中的中華商場。

吳明益日前在「天橋上的魔術師圖像版」的圖像暨互動藝術展開展時受訪提到，他先前參訪電視劇的場景時，看到搭建中華商場 8 連棟其中一棟的 3 層樓建物實景，這可說是電視劇製作的最高水準，更是電影美術人員一流人才的大集結。他看到場景時心情，「非常地感動」。

吳明益當時表示，他在現場看到每一間店鋪都是由專責的美術人員去布置，裡面一磚一瓦都是特地打造，有些花磚現在沒有了，還特地去製作。透過這些場景，可以想像拍出來的畫面會多美。

李明璁今天在臉書（facebook）分享上午受邀參訪「天橋上的魔術師」時所拍攝場景的照片及貼文。文章貼出後，截止發稿時有數千人按讚、上千次分享、逾百則留言，反應熱絡。

貼文中，李明璁寫到，中華商場在汐止區一處空地，完全無中生有地被夢幻重建，「身處其中我不停起雞皮疙瘩，還原度幾近百分之百，難以置信、難以置信。」

李明璁還指出，「我在天橋上眺望著 2020 的晴空與 1980 的場景，暗自激動想流淚，原來當年突然就被斷線拔除一切記憶的失落，竟是如此巨大。」

他認為，那已不是懷舊、更非獵奇，而是關乎一個時代劇烈摩擦生熱中的各種能量，貧乏世界裡的無限豐饒想像。

七十四年前的布袋封城：死亡率高達 58%！一萬名嘉義人在裡面等死

二戰後中國送給台灣的第一個大禮，就是各式各樣的傳染病。這個練蠱大國因為衛生習慣糟糕、公衛行政落後加上公共道德低落，導致百病叢生且疫情四起。

1946 年，台灣在被中國（中華民國）劫收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開始陸續傳出霍亂、天花（註一）、鼠疫與狂犬病等疫情。原來在日治時期因衛生習慣改進而早已絕跡的各種傳染病，突然在台灣開始大爆發。其中 1946 年時又以霍亂疫情最為嚴重。

嘉義布袋港因為距離中國廈門與汕頭的直線距離最短，在解除海禁之後，也成為直接與中國互通人貨的港口。加上日治時代存在的港口檢疫制度在中華民國來台後並未銜接實施，布袋港因此也被懷疑是爆發霍亂疫情的起點之一。

這群剛來到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看到嘉義布袋開始出現霍亂疫情之後是怎麼幹的？跟現在的中國武漢處理方式一樣，一開始也是無視與隱匿疫情，等到疫情開始變嚴重之後再開始「封城」，然後叫一萬名嘉義布袋的居民在裡面等死。

當時管轄布袋港的「半山」區長蔣重鼎跟警察所長派了一堆荷槍實彈的警察把整個布袋港市給包圍起來，然後還在所有通往鹽水跟東石的路口部屬輕機槍陣地，將槍口對準布袋港方向，禁止任何人進出入。厲害了，你有看過這種「防疫」方式嗎？我還以為在看惡靈古堡哩。

這群中國官警甚至不讓任何醫療與防疫人員入內救助布袋港居民，更扯的是還不讓任何的食物與民生物資送入布袋港。 是怎樣？讓裡面的人全都餓死病死就算「防疫成功」囉？

這種跟「中國長春圍困戰」一樣幹法的方式當然很快就引發布袋嘴居民的饑荒與求生意志。一堆人只好想辦法賄絡警察來逃出採買物資與食物。你說你嚴格執法徹底封鎖就算了，結果只要賄絡警察的人就可以走出封鎖線，請問這又是在哈囉什麼？那些不想賄絡或是無法賄絡的當地居民呢？當然就是衝啊，等著他們的就是外面的機關槍陣地。

曾經擔任「二七部隊」部隊長的鍾逸人當時是三青團機關報「和平日報」的嘉義分社主任，他聽聞當時嘉義布袋港的慘況，日後在回憶錄這樣形容：

「一些有辦法的人還是會鑽漏洞買通關卡，悄悄跑出來買米、買柴回來，一些沒有錢又沒有管道的人，便眼睜睜看著有辦法的人進進出出，把一袋又一袋的米搬進來，反顧自己，只有挨餓受飢，等著死神降臨的份。… 這些求生不得坐等只有死路一條的餓民，終於不顧一切集體衝破『防線』，接著，槍聲和慘絕的哀叫聲齊響宛如阿修羅場。」

鍾逸人在「和平日報」上詳實報導嘉義布袋的封城慘況，結果中華民國軍警卻是矢口否認，搞到鍾逸人只好親自跑去當地去找受害者與目擊者訪談，還把門窗上的彈孔指出來並把卡在其中的機槍子彈挖出來給大家鑑定，才打臉這些想要隱匿實情的中國人。 國民黨特務劉啟光還因此特別跑去「關切」鍾逸人，叫他不要報導這件醜事。看吧，中國人根本沒變過嘛。

這樣子拿機關槍封城的防疫手段有比較厲害嗎？好像沒有耶！1946 年從中國傳來台灣的霍亂疫情最終造成全台 3809 人患症，2210 人死亡，死亡率高達 58%。

本來霍亂在適當的衛生條件與良好的醫護照顧下，傳播率與死亡率還不會那麼高，但是因為中國人搞爛環境衛生還封城放槍，才會導致霍亂擴散迅速並且造成多人死亡。（註二）直到美國的醫療支援進來台灣之後，疫情才得到控制。布袋封城事件之後還接續引發警察為防疫而開槍傷人的台南新營事件，台灣民眾累積的怒火最後才會爆發成為隔年的二二八排華起義事件。

被出賣的台灣：中國官員利用台灣瘟疫「發大財」

這些中國官員從來沒有把人當人看過，完全忽視尚未感染者與第一線醫護人員該有的保護與該投放的資源，抱著反正等裡面的人都死光就沒事的自掃門前雪心態，最糟糕的是還有一堆國民黨狗官趁亂大撈瘟疫財。

1946 年從嘉義布袋爆發的霍亂疫情擴散到宜蘭的時候，時任宜蘭病院院長的郭章垣不但自掏腰包，親自率領醫療人員挨家挨戶施打霍亂疫苗，還緊急向剛成立的聯合國申請疫苗來救助台灣人。結果這批從聯合國送來救命的疫苗竟然就這樣被這些中國國民黨的狗官給沒收還轉賣給黑市。

郭章垣醫師氣到向這些中國狗官提出抗議，結果這些從「祖國」來的國民黨狗官們根本就不理他（誰理你們），不但沒有歸還救命的疫苗，還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羅織罪名，把擋到中國人（官派宜蘭市長朱正宗）財路的郭章垣醫師給槍斃在宜蘭頭城媽祖廟之前。所以別再跟我說中國人是文革之後才變壞的，文革之前就已經是這個死樣子了。劉仲敬所說的「中國窪地」在明清時代就已經是屎坑了好嗎。

講到大發瘟疫財的，就不能不提到戰後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的衛生局局長經利彬（中國浙江人）。在台灣爆發霍亂疫情的時候，也是最需要他發揮「長才」的時候，這位中國狗官幹了什麼事？他叫同樣爆發霍亂疫情的澎湖醫院的不能收治超過五分之一的免費患者，因為這會擋到他撈錢的財路。

經利彬還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領取了幾百萬錠要來救台灣人命的「抗瘧劑」（Atabrine tablet），結果卻在事後阻止公單位發放抗瘧疾藥片。因為他只想透過自己成立的私人公司來生產奎寧（quinine）並且販賣藥片好從中獲利。他甚至阻止醫院發放存在倉庫的藥品，然後再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收取倉庫保管費，果然是中國人發大財的標準路數哩。（見 George Kerr 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頁 179-186）

國民黨狗官連救命錢都敢拿，就不用意外當時台灣很多公共用水的設備，像是水龍頭、水管、蓄水庫與抽水站的消毒器都被一堆中國人給偷走轉賣黑市的行徑。這也使得很多台灣人開始喝到未過濾消毒的自來水，加上日治時代屬於公共稅金支付的汙水處理與房屋消毒制度遭到中國人廢除，也因此間接導致霍亂傳染率的大幅提升。這種中國人來了之後，飲用水衛生就開始產生問題的事情也同樣發生在 97 淪陷後的香港自來水含鉛超標事件之中（2015）。

講到也被中國帶衰的香港，就不得不提 2002 年源自於中國廣東並且傳入香港的 SARS 病毒事件。當時中國政府也是刻意隱瞞疫情，導致港府低估風險，最終也在香港造成 299 人死亡，更使得香港經濟遭受重創。香港人因此對隱瞞疫情的中國政府開始心生不滿，在 2003 年的七一大遊行湧現將近五十萬人的抗議人潮，這也是香港 97 淪陷後所發起的第一次大型抗中和平遊行。你現在看到的反送中勇武已經是後續無數次和平抗議失效後所產生的義憤反抗而已。

台灣在 2003 年時也很倒楣地收到從中國廣東傳來的 SARS 病毒而死了 73 人，還因此爆出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藝人小 S 的最愛偶像）因為做出愚蠢封院決定，導致院內交互感染而造成 7 名醫院員工殉職與 24 名院內民眾死亡（1 名自殺）的醜聞。馬英九此舉也使得台灣醫護的 SARS 照護死亡率成為世界最高。

和平醫院前兒科醫師林秉鴻就嚴厲批評馬英九：「把它當做中世紀黑死病一樣，圍村然後放火燒，原地隔離只會造成醫護死傷嚴重。」看吧， 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一百年來都沒有變過，就是只會關門放狗而已。 最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還讓疫情更加惡化。然後害死一堆人的 bumbler 後來還可以連任總統，現在還有臉對民進黨政府管控武漢肺炎疫情說三道四。

文末講個趣事好了，戰前台灣的垃圾車是拿來運垃圾的。（廢話）結果戰後中國人來了之後，垃圾車竟被中國人拿去載運贓貨到碼頭。那垃圾怎麼清運，就用人工手推車慢慢運啊。結果搞到市街一堆垃圾來不及運出而堆積成山，傳染病也跟著興盛。你現在知道為什麼 1946 年的宜蘭市民要自掏腰包拿錢給中華民國政府拜託他們買垃圾桶了吧。當然，結果錢是給了中國狗官，但是垃圾桶還是沒有下來。

講到這裡，你是武漢肺炎爆發後才第一次知道中國狗官專門幹這種勾當呢？還是妳只要聽到是中國人就不敢罵狗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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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1946 年 2 月，已經在台灣絕跡的天花再度從中國傳入台灣。造成罹患者共 1561 人，死亡 315 人，死亡率 20.2%。隔年 1947 年罹患者更多達 5193 人，死亡總數 1725 人，死亡率高達 33.2%。

註二：其實台灣也曾經在日本時代爆發過中國華南傳入的霍亂疫情，不過那是在大正年間的 1919 與 1920 年。當時的日本政府可沒有像中國政府一樣封城放爛，而是透過預防醫療體系、嚴格海港檢疫、隔離病房治療、大量製造疫苗、全面實施接種與整治衛生環境來滅絕傳染病，因此霍亂一病很快地就在台灣絕跡。只是沒想到二十幾年後，台灣因為被中（華民）國侵佔與劫收，一堆已經在台灣絕跡的病原體又被中國給重新「直輸入」到台灣來。請見秋惠文庫的老照片，大正 8 年（1919 年）景美民眾在屋外等候施打霍亂預防針。

19 世紀的醫院，正處於「死亡之屋」時期

在那個年代，世界還不知道「細菌」的存在，也因此在當年醫院並不「乾淨衛生」——事實上，正好相反，醫院就宛如大型的細菌溫床：髒亂不堪的病房中，病人尿液與嘔吐物的惡臭四處飄散，許多房間甚至堆滿大量病患死屍，而醫生，更是從不清潔醫療用具與雙手。很多時候，醫生甚至在解剖過屍體後，就直接開始下一場外科手術——可想而知，死亡率自然大增。

惡劣的不衛生環境，讓當時的醫院，被戲稱為「死亡之屋」（Death House）。

在這惡劣的環境中，最容易死亡的便是孕婦。當產道因生產撕裂時，若被醫生骯髒的手觸碰，便容易被細菌汙染，導致高燒不退與死亡。但這個概念，在當時並不為人所知，直到，那個匈牙利醫生出現為止。

「醫生，我們寧可在街頭分娩」

1846 年的 7 月 1 日，來自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他，被任命為維也納第一產科診所的駐院醫師。在當年，歐洲各地都設置了產科診所，以免費的服務，幫助貧困女子產下孩子。

然而，這來自匈牙利的醫生，發現了不思議的「異常」現象：頂尖醫師雲集的第一診所，孕婦致死率高達 10%；而實習助產士組成的第二診所，孕婦致死率卻低於 4%。不少孕婦因此懼怕上第一診所，甚至跪在匈牙利醫生的膝前，乞求不要進入診所生產。有些孕婦甚至因太懼怕，直接在街頭分娩。

但怪異的是，這些在街頭分娩、或是交由實習助產士接生的孕婦，存活率都遠比去第一診所接生來得高。這讓來自匈牙利的醫生極為憂傷：「我的存在，彷彿一文不值。」他懷著想幫助產婦的心來到醫院，卻成為孕婦心中的「死亡醫生」——但到底，造成孕婦死亡的原因是什麼呢？

來自屍體的「死亡微粒」竟是孕婦身亡謎底

他沒想到的是，答案，竟來自一場心碎的意外。

1847 年，匈牙利醫生的好友雅各布在解剖屍體時，不小心被學生的手術刀劃傷手，手指上的傷口沾染了屍體的血汙。而後，雅各布竟出現與孕婦一樣的症狀 —— 接連數日的高燒不退，最終死亡。

這讓匈牙利醫生意識到，關鍵或許在於屍體上的「死亡微粒」：相比第二診所不用碰觸屍體的實習助產士，第一診所的醫生，每天都需解剖屍體，因此手上沾染了不好的「微粒」，感染了孕婦，導致她們死亡。簡而言之，醫生們只要好好洗手，在手術前把有害微粒洗掉，孕婦就安全了。

憑藉著觀察，來自匈牙利的小醫生，發現了領先世界的「細菌」概念。在他的推行之下，第一診所醫師力行洗手消毒，孕婦的死亡率，在當年立刻下降 90%。但，這如此簡單，卻又如此劃世代的發現，卻讓他的命運，從此陷入陰影之中。

匈牙利醫師的作法引來醫學界的撻伐：他瘋了

啊，多麼討厭的匈牙利人啊。當他公開了自己的發現後，瞬間，醫學界引爆了暴風般的討伐聲浪：「他是在說我們醫生很不衛生嗎？」、「居然把孕婦的死怪在醫生的頭上？」

無法接受這種「汙辱」的指責，歐洲的醫學界對這來自匈牙利的醫生，展開無止盡的嘲笑、奚落與謾罵，甚至開除了他的職務，將他趕回了故鄉。然而，即使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婦產科，他以無薪顧問的方式，推行洗手的重要，大幅降低了產婦與兒童致死率，他的一切努力，只是讓他越來越邊緣化。沒有人相信他、沒有人尊重他，就連他的妻子，都覺得他瘋了。

1857 年開始，他的抑鬱越趨嚴重，他的書信與圖畫開始歪曲扭斜，他開始大量酗酒、流連聲色場所，並多次在親友面前情緒失控。

1862 年，他用盡最後的精力，對整個歐洲醫學界發表一封公開信，嚴正批判醫學界的醫生都是冷漠的殺人犯，為了名譽，寧可忽視科學的事實。

「他瘋了」
「他大概得了梅毒，腦袋燒壞了」

醫學界對他的情緒由嘲弄轉為厭惡，他們認為這個腦袋壞掉的匈牙利人，絕對是腦子出了什麼「問題」。

於是，時間回到了 1865 年 7 月 30 日那個早晨，來自維也納的醫學同事出現了，誘騙他說：「請來我們新的研究所，一起研究你的學說吧。」我難以想像那個早晨，那一天，對那個抑鬱許久的匈牙利醫生來說，會是多麼風光明媚的一天。他的發現，終於要迎接美好的曙光了吧。

他絕對想不到結局會是這樣的：被五花大綁，丟入暗無天日的監禁室裡，被當成一個瘋子，一個被放逐的邊緣人。

他被毒打而導致傷口發炎而死，幾十年後世界為他洗盡冤屈

1865 年 8 月 13 日，他死了，死於右手被警衛毒打後，產生的壞疽性傷口。於是，一個終生努力洗手的人，死於了他被忽略又被殘害的那隻手。在他死後，匈牙利的醫學界噤若寒蟬，醫學月刊上沒有人提及他的死訊。

接任他婦產科診所的醫師，並沒有接任「洗手」的任務，於是，產婦死亡率再度上升了六倍。但不論是是他的故鄉布達佩斯，還是讓他死亡的維也納，沒有任何醫師同仁出聲「抗議」。甚至，沒有人願意承認，跟他共事過。

他是誰呢？他的名字，是：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在當年，他曾這麼說過：「當我回顧過往時，唯一能驅散悲傷的方式，就是幻想著：總有一天，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所有因不衛生引發的感染，都會消失。」

那個未來其實並不遠。在他死後二十多年，他的學說終於被醫學界普遍認同：婦產科診所，終於引入了消毒洗手劑。如今，他被醫學界認定為公共衛生的先驅——他在布達佩斯任教的醫學大學，將校名改為他的名字；匈牙利與奧地利發行他的紀念郵票與硬幣，感謝他在布達佩斯與維也納的貢獻；當你抬起頭，你甚至可以看到以他為名的星星。

後世為他發明了一種心理學詞彙：SemmelweisReflex 塞麥爾維斯反射，指的是：當出現違反社會常理的言論或新知時，社會普遍選擇拒絕接受，即使那是正確的。

你或許會問：「那有什麼用呢？」那樣的未來，無論如何，他都看不到了。但，他也曾說過那樣的一句話：

「堅信那美好的未來終將到來，這多少能在我將死之時，撫慰我的心。
the conviction that such a time must inevitably sooner or later arrive will cheer my dying hour.」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在死前，仍深信不疑。但看啊，那樣的未來到了。就是此刻。所以，好好的洗手吧，我們，在這個當下，這個疫病蔓延的時刻。好好的洗手，照顧自己。

因為即使是這麼看似簡單的小事情，都是一個人，用盡一生孤寂，所換來的成就。

關於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的資訊參考：

BBC 的報導文章：《洗手的歷史：這個 19 世紀醫生曾呼籲這個習慣而被毒打至死》

英文版的維基有滿詳盡的數據資料。

國民政府以前接收的台灣，全都在寫台語字、客語字

Q1：台語沒有文字可寫，台語課本的字都是現代人亂編出來的。

容我翻個華麗的巴洛克式白眼。在 1945 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之前，台灣的文字就是台語字。

1945 年以前的台灣人不會講華語，1945 年之前台灣已經有人寫了許多文章，所以 1945 年以前的台灣人，只要是用漢字（或白話字）寫作，字字都是台語／客語啊！從明朝《荔鏡記》的紀錄，便是使用台語的前身閩南語書寫。

在台灣，從鄭氏時期到清朝數百年間的台灣人書寫詩文，字字都是用台語發音。清朝還有識字課本《千金譜》、民眾消遣娛樂讀的「歌仔冊」、傳教士來台後以羅馬字書寫的報紙、聖經、字典，全部都是以台語書寫誦讀。因此台語確定有字可寫，而且寫很多、寫很久、寫很大。

現在大家覺得可以用漢字書寫的「正統語言」——華語，其白話書寫歷史也不過數百年。《荔鏡記》與華語文字書寫歷史相比，也並沒有晚到哪裡去。

什麼？可是看不懂？看不懂怪我逆？為什麼戰前識字的人就看得懂，今天我們看不懂？還不是誰長期禁止教學、醜化本土語言？所以今天才要放進教育裡，希望扶持已經元氣大傷的本土語站起來。

台語拼音的前身，竟比注音符號早 80 年

Q2：漢字也就算了，寫那個鬼拼音是誰創造的啊？

那個所謂什麼鬼拼音，這套拼音符號是從「白話字」修改而來，白話字在台灣使用的歷史，比你現在熟悉的注音符號早了 80 年。

有人說拿台語課本給阿公看，他也看不懂，阿公會講台語是會講，但他學過讀寫嗎？會講某種語言，與會寫、會讀文字，完全是兩回事。以學國語的經驗來講，三歲小孩用國語和人對答，基本上沒問題，但把他講過的話寫成字要他讀，甚至要他把自己講的話寫成字，沒學過認字的話自然無法完成。

如果會講國語就自動會讀、會寫對應的字，那國小就不必寫六年的生字簿了。這不是漢語的特例而已，就算是拼音文字，假如沒學過字母和背單字的話，照樣有文盲。所以，會講台語，不見得看到台文就自動會念，更不用提會寫了。

台語可作為台灣「越在地，越國際」的優勢

Q3：為什麼要在學校教台語？

重要的文化放在教育錯了嗎？

有人說「要孩子討厭什麼學科，把它放進教育就對了」；說這番話的朋友，現在擁有的基本知識和學位不知都哪裡來的？

一種語言的死亡就是一個文化的死亡，我們英文再怎麼好，也好不過英國人，但是我們需要跟自己的土地連結，需要在地化。外國人來想要了解台灣的時候，我們就算會英文卻因為台語或是本土的母語不好，根本無法向外國人深入介紹台灣，這樣不是國際化。

「越在地，越國際」，在國際化的趨勢中，我們更應該看到自己的獨特跟優勢，而不是一昧的只想要丟掉自己本來有的土壤。

打個比喻，你家鄰居突然跑來把你媽打了個半死，還住在你家。好不容易你自己長大了，不怕這個跑來住你家的鄰居了。你卻說半死的媽媽雖然很可憐，但人終究會死的嘛，幹嘛浪費錢去送醫呢？我說這樣講的人未免太大方了吧，你以為你宋世傑啊還「人都會死的嘛」。半死的媽媽就算沒辦法救到重返十八歲，至少勉強想辦法救到能生活自理，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事嗎？

國民政府跑來台灣把本土語言消滅得不要不要的，好不容易我們的轉型正義走到今天這一步，卻有人說「雖然本土語言被打壓是很可憐，但今天我們也沒必要花錢救它了，教什麼台語啦，還不如拿這時間去學英文！」你聽聽，這番話跟「你們年輕人搞什麼運動，有時間還不如去拼經濟」有 87 趴像。

當然，只靠教育確實是不夠的，過去殘害台語最重要的工具，其實是媒體。因此我們希望國家語言發展法能夠走在正確的路上，讓台灣能有動力產出更多好的本土影視、節目，甚至頻道。

台語可能是台灣最需要的「轉型正義」

Q4：學界先統一一套標準用字和拼音好嗎？

拼音早就制定了，漢字也制定了上千百字了。

來來來，告訴你一個好東西，算我求求你家裡網路不要再用撥接了。

好啦，我真的要給的是教育部台灣閩南語和客語的線上字典。

雖然推薦用字還不夠多，但有一群為本土語言奮鬥的工作者努力在耕耘，持續地研究、考證標準用字（但他們很謙虛，只謙稱是「推薦用字」）。

真的，一切只缺我們用心去學。

從遠方來的友人，他是攻讀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的葡萄牙人阿廷。他出生於葡萄牙，國小階段沒學過外語，國中後開始學英語、西班牙語，高中到德國讀書並修法語，上大學後曾到中國北京讀書學會普通話，並做了貴州彝語研究（天哪，彝族人不就是倪匡筆下那個神祕的族群，亞洲之鷹羅開就是那裡人，聽說彝族人天生就有夜視能力），如今在日本讀書，準備研究台語。他謙虛的說，他會的語言「只有」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法語、德語、英語和普通話六種。至於台語，他很謙虛的說還不算「會」。事實上，就我親身考驗他，他的台語程度，應該高過全台灣一半同年紀的年輕人。他在日本，靠著台灣朋友的教導、羅馬拼音和在網路看「家和萬事興」影劇（台灣戲劇出頭天啦，三立粉絲團快來轉文哪），一年多學會能夠與人溝通無礙的台語，目前已經到了想請台灣朋友教他台語，卻發現台灣朋友的台語沒有他輪轉的地步。（他露出 T 恤時，主動說「這衣服應該要印『請講台語』才對，台語沒有在說『請說』的。」大部分台灣人大概也沒意識到這一點吧。）住在台灣的外國人會講台語，我們在綜藝節目看得多了；但是一個「沒住過」臺灣的外國人，靠著拼音讀文獻和看電視就能學好台語，這難道不是很令人興奮的事嗎？我與他交換了許多語言學習上的問題，我覺得非常慚愧—-我至今仍無法精通外語；更慚愧的是，台灣人居然還有那麼多人認為台語自然淘汰無所謂、台語不必學拼音、台語沒有文字可以寫、台語無法國際化…… 我真不忍心告訴他這些在台灣的事實，與他談話的過程又興奮又難受。要離去之前，我要求他露臉為台灣人鼓勵幾句話。真的，語言沒有這麼難，我從他的經驗看出，「拼音」真的是學習語言最重要的一把鑰匙，它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只靠讀教材就無師自通。我從他的身上，看到了台語的光明和展望。（突然要錄影他有點不知道要說什麼，其實他平時用台語講話比影片更流暢。）

Posted by 活水來冊房 on Sunday, 26 February 2017

這個葡萄牙人，一輩子沒住過臺灣，在國外只靠台灣留學生的指導、羅馬拼音拼讀文獻、從網路看「家和萬事興」鄉土劇，可以這樣講一口台語。

史提芬周說得好：「只要有心，人人都能成為台語人！」（或客語人、阿美語人、泰雅語人⋯⋯）

當我們喊著轉型正義，想要找回過去被塵封、扭曲的歷史真相；當我們讀著湯德章、陳澄波的故事，要求平反他們的名譽；我們卻對台灣過去祖先語言的殞落，不聞不問，認為沒必要扶持教學。我只能說，國民政府的所有措施中，語言政策真的是搞得最成功的，值得所有獨裁國家借鏡。

蝗災肆虐南亞迫近中國，別再歪樓討論如何吃蝗蟲

首先討論蝗蟲可以吃嗎？

先說結論，落單的綠色蝗蟲可以吃，但是超過 60 隻以上成群結隊的黃色蝗蟲是不能吃的。（以下這段研究，可以在 ResearchGate.com 找到）

蝗蟲的研究必須分類為群居蝗蟲 Gregarious Locusts 與獨居蝗蟲 Solitary Locust。這是
因為蝗蟲體內有一種基因叫 CYP305M2，這種基因在群居或獨居會對蝗蟲產生不同的的結果。

在獨居時，CYP305M2 不會產生任何變化，蝗蟲本身會依照大自然的型態採用色彩偽裝，也就是保護色，所以獨居的蝗蟲本身是草綠色的，而且是鳥類最愛的美食，人類適當烹調後也是可以吃的。

但群居時問題就來了。在高密度環境刺激下，CYP305M2 會讓蝗蟲產生化學毒素，同時身體也會變色，機制如下:

Crowding 環境啟動 CYP305M2，將 L-Phenylalanine 苯丙胺酸轉化為 Z-Phenylacetaldoxime 苯乙醛肟，苯乙醛肟快速水解為苯乙腈 Phenylacetonitrile（PAN）。PAN 可產生鮮豔的警戒色與難聞的氣味，對天敵鳥類有強大的警告作用。

當群居蝗蟲受到攻擊時，PAN 會轉化為劇毒氰化氫 HCN。 所以群居蝗蟲利用 CYP305M 這個基因將體內 PAN 轉化為警戒色與劇毒氰化氫的雙重功能，實現使用化學武器防禦天敵的作用。

看到這邊，你還想吃它嗎？

從歷史上的蝗災來看，為何蝗蟲是「昆蟲界的王者」

蝗蟲之所以為蝗，皇加上一個虫字旁，表示古人已經認為他是昆蟲界的王者。

講到古人我們可以再來聊歷史上的蝗災，最有名的蝗災大概就是明末崇禎年間的蝗災。

崇禎大蝗災開始於崇禎九年，崇禎十年蝗災向西進入關中平原，崇禎十一年，在連續而又大面積發生旱災的條件下，蝗蟲迅速增殖擴散。崇禎十年的蝗災區，隨著其範圍的擴大，在十一年聯合成西起關中，東至徐州一帶長達上千公里的分布區。災區西端的寬度限於關中平原，東端在有利條件下，寬度可達 400~500 公里，在北直隸大名府、廣平府和山東東昌府一帶形成蝗災重要危害區。

南陽盆地也遭受蝗害，濱海蝗區繼續發展，膠東半島的登州府及濟南府利津一帶都形成新的蝗災區。蝗災區的北界已北推至順天府密雲縣一帶。

長江三角洲在連續兩年乾旱氣候影響下，蝗災大面積發生，形成了長江流域蝗災的開始期。

到了崇禎十三年，蝗災區的面積達到頂峰，黃河、長江兩大流域中下游以及整個華北平原都是蝗災區，江蘇、上海、甚至南方也全是蝗災。

自崇禎元年（1628 年）起，中國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漢南續郡志》記，「崇禎元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飢，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飢，八年九月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沒。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 十三年大旱…… 十四年旱」。

崇禎朝以來，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離失所。崇禎二年五月正式議裁陝北驛站，驛站兵士李自成失業。崇禎三年（1630 年）陝西又大饑，陝西巡按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上說百姓爭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剝樹皮吃，樹皮吃完，只能吃觀音土，最後腹脹而死。六年，「全陝旱蝗，耀州、澄城縣一帶，百姓死亡過半」。

崇禎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輓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 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

旱災又引起蝗災，使得災情更加擴大。河南於崇禎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其飢民多從「闖王」李自成。崇禎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 死人棄孩，盈河塞路。」

十四年，左懋第督催漕運，道中馳疏言：「臣自靜海抵臨清，見人民飢死者三，疫死者三，為盜者四。米石銀二十四兩，人死取以食。惟聖明垂念。」

保定巡撫徐標被召入京時說：「臣自江推來數千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亦僅餘四壁城隍，物力已盡，蹂躪無餘，蓬蒿滿路，雞犬無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

這時華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發夕死。「至一夜之內，百姓驚逃，城為之空」，崇禎十四年七月，疫疾從河北地區傳染至北京，崇禎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

以上恐怖的敘述都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慘況，先是乾旱，接著蝗災，再來大饑荒，最後鼠疫。 這四個天災是有關聯的，乾旱引起蝗災，因為蝗蟲喜歡在乾燥的地方交配產卵。接著糧食被吃光引起飢荒，沒東西吃了，那就抓老鼠吃吧，結果吃著吃著又引起肺鼠疫。根據估算當時中國人口少了一半。

不只是中國，台灣也發生過 3 次蝗災

那麼台灣有沒有發生過蝗災呢？

有。而且還不止一次。

根據荷蘭人所寫的《熱蘭遮城日誌》所記載， 台灣在 1653 年到 1655 年間遭受到三次的大蝗災，如 1653 年 「蝗蟲成災，造成全島饑荒，到處看到有人病死，像麻疹和熱病。公司的建築在很多地方需要修復」。

而根據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 Dapper 紀錄 1654 年蝗災曾言:「1654 年有蝗蟲自西北飛至，吃光了稻穀蔬菜， 8000 人飢餓已死」（當時台灣漢人大概只有 2 萬人）。

1654 年關於蝗災的記載如下:

5 月 10 日：臺灣南部遭到蝗蟲侵襲，隔日蝗蟲入侵大員（今台南安平）。
5 月 21 日：荷蘭人為蝗災舉辦禱告會，隔日在赤崁、鹿耳門等地海岸發現大量蝗蟲屍體，讓荷蘭人一度以為災難已過去，但不久就在大目降（今台南新化）的田園裡發現蝗蟲幼蟲。
5 月 23 日：蝗蟲群飛過虎尾壠（今雲林虎尾）。
5 月 24 日：蝗蟲群飛到今彰化二林，停留的四、五天裡吃掉不少農作物。
6 月 6 日：蝗蟲群飛到今新北市淡水區。
6 月 12 日：蝗蟲群飛到今基隆市一帶。

這段記錄可以看出，蝗蟲從台南擴散到基隆是類似逛夜市邊走邊吃的狀態，一天移動大約 10 公里。最近再吵的蝗蟲一天可飛 100~200 公里，那是順風飛行的最大值。一般情況他們喜歡邊走邊吃，晚上睡一覺，早上起來後再繼續邊走邊吃。

1653 年，也就是明朝滅亡後的九年，清順治十年（順治 aka 愛新覺羅），當時清朝還在北方平定各地騷亂以及建立基礎政府，沒有空管到南方去，所以中國南方推斷基本上是處於無政府狀態，盜賊、海盜盛行，所以當時到底有多大規模的蝗災沒人曉得。

蝗蟲不喜歡海水反射的太陽光，所以他們沒事不會冒著生命危險往海上飛去，但根據 Dapper 所言「有蝗蟲自西北飛至」，台南的西北方是澎湖，再往西北是福建漳州泉州一帶。可以判斷當時蝗災的規模已經讓蝗蟲群從福建飛過台灣海峽找食物，先抵達澎湖，再到台灣本島。

蝗蟲襲擊台灣，也間接導致荷蘭人失去農業糧食基礎，在往後數年把台灣給丟了。在 1662 年荷蘭敗給當時稱霸台灣海峽的海賊王－鄭成功。

而現在大多台灣人的祖先，比較不可能是從當時人間煉獄的中國移民跑出來的，當時光吃飯都成問題，哪有可能大費周章度過黑水溝？光是有沒有能力造船、有沒有糧食長途航行、有沒有錢搭船都是問題。而清國在 1684 年施琅打敗鄭克塽後，也發佈渡海禁令，從中國跑來台灣更是難上加難。

所以我們最有可能就是當初跟著鄭成功在海上討生活的海賊王後代。台灣諺語「有唐山公，無唐山媽」，其實關鍵不是羅漢腳拋家棄子來台發展，而是因為－船上不能有女人。

而且海賊到處打劫，營養充足，有足夠的能力建立軍隊組織與繁衍後代而不受蝗災影響。

以前有人說台灣人是海賊後代我半信半疑，現在我完全相信我們台灣人骨子裡散發著敢衝敢拼的個性，正是因為我們是當時稱霸台海的海賊王後代。

稍微扯遠了， 最後要談一下這一切的起因，乾旱 。

小冰河期與蝗蟲的關係

為什麼會乾旱呢？因為氣候變遷。那古代人不蓋工廠不量製造溫室氣體，怎麼會氣候變遷呢？

答案就是小冰河期。WIKI：小冰期（Little Ice Age）又稱小冰河期，是指一段在中世紀溫暖時期之後開始，全球氣溫出現下降的現象，時間約在自 1550 年至 1770 年這 220 年間，結束於 19 世紀初期。從長期來看，在中世紀溫暖期持續了 400 年後，出現了長達 500 年的寒冷化時期。

小冰期當中，有 4 個特別寒冷的時期，
1350 年前後：沃夫極小期
1450 年—1570 年：史波勒極小期
1645 年—1715 年：蒙德極小期
1770 年—1830 年：道爾頓極小期

這邊可以觀察一下蒙德極小期的開始年份，1645 年，也就是明朝滅亡後的隔年。

可以得知在進入小冰河期之前，地球就會先發生旱災 ，道理很簡單，就是太陽活動減少日照熱能降低，氣溫下降，暖空氣減少，所以雨量減少，雨量減少自然農作欠收。那大概氣溫下降多少會有旱災呢？有人說大概全球降一度攝氏度即可。這邊有興趣的朋友可研究看看。

現在蝗災這件事其實是從去年 11 月非洲開始爆發的，印度的新聞其實 12 月就有。印度跟巴基斯坦還因為這件事握手言和，印度說要在今年六月提供農藥給巴基斯坦防治蝗災。

等一下，今年六月？現在才二月啊，大佬！

如果路徑是經由印度北部、孟加拉、緬甸一路往東進入中國，必須在緬甸雨季也就是五月底之前擴散出緬甸。現在沒什麼消息，可能是蝗災被控制住了，也可能是它們正好飛到貧窮地區，沒基地台甚至沒手機、網路的地方。

從去年開始看到澳洲的野火燒了四個月，開始有較多人關注地球是不是開始要進入小冰河期了，因為 NASA 在前幾年就有說太陽表面活動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如果地球開始進入小冰河期，可以預期今年緬甸、東南亞等地雨季可能雨量不多。蝗蟲唯一怕的只有雨，因為雨水讓翅膀變重飛不起來，只能在原地餓死。

4000 億隻蝗蟲比「北北基」面積還大！

我知道 17 日新華社節錄印度時報的新聞，說印度專家宣稱蝗災基本已經控制在小範圍地區，還特別發微博讓中國人嘲笑蝗蟲一番。我特別去找了這篇新聞，發現那是當地省份拉賈斯坦邦的蝗蟲防治官員說的，說是該省份的蝗災以控制在特定地區。但那是拉賈斯坦邦，不是全印度。

現在根據推測已經有 4000 億隻蝗蟲，4000 億隻你各位有概念嗎？最大密度一平方公里可達 1 億 5000 萬隻，用最大密度全部塞滿來算， 4000 億換算就是 2666 平方公里，面積比整個北北基加起來還大。

蝗蟲在聖經裡是十災之一，基本上人類是無法控制的，只能等雨來。這種全球性的災難，甚至可以說是天譴，我建議要嚴肅一點，不要用嬉笑的態度面對大自然的懲罰。

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

說起「特務」，你或許聯想到《007》、《不可能的任務裡》的硬漢英雄。但回到真實世界，當國家機器恣意濫權，情治機關不受監督的行動很可能造成社會集體恐懼，留下難以平撫的歷史傷痕。

從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年代，情治人員的身影猶如鬼魅，現身受難者的噩夢裡長年作祟，最終卻只在案卷上留下一個化名，再無線索。所幸，在這場對局裡，歷史學者並非毫無勝算。

長時間參與檔案解讀的林正慧，透過資料的交叉比對、歸納分析，已能破解部分神祕化名，辨識出情治組織與人員的真實身分。過往，「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是人們口中的情治機關代稱，但林正慧提到在二二八事件中，「保密局臺灣站」其實扮演了關鍵角色。

「除了廣布線民去蒐集情報，他們還滲透許多民間組織，反間、策動、影響輿情。」她以「保密局臺灣站」檔案為核心，逐步解碼這些不為人知的特務，直接或間接推動了哪些歷史事件。

特務頭子領軍，情報戰線網羅臺灣

時間回到 1945 年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剛落幕不久，一艘前往臺灣接運戰俘的美國軍艦在基隆港緩緩靠岸。船上有兩位自稱為上校的中國人，但真實身分其實是國民政府「軍統局」的特務──顯然在正式接管臺灣以前，情治系統已率先登島，佈建情報網絡。

軍統局的全名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最初為 1930 年代初期成立的「特務處」。對日戰爭期間，這個神祕組織由傳奇人物戴笠領導，逐漸發展為蔣介石政權最龐大的特務諜報機關，執行情報蒐集、暗殺、反間等各項祕密任務，同時防範敵方間諜的潛伏滲透。

當時的臺灣作為「敵方」領地，以及日軍展開南進的據點，自然也是重點偵查目標。1941 年，軍統局開始對臺展開情報偵蒐，設立專門的單位與訓練班，招募地緣關係相近的閩人、粵人成為特務，但尚未取得很好的進展。

待到二戰結束，軍統局才正式抵臺設立臺灣站。然而，在戰後初期，臺灣還有許多不同系統的特務組織，比如中統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警總（警備總司令部）調查室與第二處、憲兵第四團特高組……等等。這些情報單位互不相謀、甚至互相掣肘，形成了複雜的情報體系。

臺灣保密局成立，吸收在地特務

1946 年 8 月，由於輿論在戰後大力疾呼「取消特務統治」，蔣介石不得不將軍統局縮編為「保密局」，移轉出軍事國安、警察等業務，只專責各黨派的黨政情報工作。

保密局臺灣站也由林頂立擔任首任站長，展開情偵業務。然而，臺灣才剛剛脫離日本統治，特務機關是如何進行組織運作？又如何佈建臺灣在地的情報系統？

從口述資料顯示，初期因為毫無地方網絡基礎，運作相當艱困。因此，除了陸續渡海來臺的情報人員，情治組織也開始吸收在地成員，特務群體的隊伍日益壯大。

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許德輝。他原本是地方角頭流氓，進入特務系統後，便持續運用地方關係，祕密吸納各式社會人士，潛伏安插在不同行業角落，比如酒家、茶室的工作者。後來在二二八事件，許德輝也扮演非常關鍵的「間諜」角色。

二二八事件中的情報傳遞

林正慧提到，當時臺灣的特務以情報蒐集為主。以保密局為例，在臺灣本島多縣市、澎湖都設立「組」，組之下則有「通訊員」、「運用人」（類似俗稱的線民）等基層特務。他們蒐集的情資，透過組、站乃至於南京保密局本部，一層一層往上呈送。篩選後的「重要」情報，最終傳遞到蔣介石眼前，成為決策參考。

從這個角度來說，特務組織在臺灣近代史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 1947 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根據已揭密的檔案，特務系統對當時臺灣局勢的危急性，或許有誇大的嫌疑，包含在軍隊抵達臺灣當日，便立即回報「情況萬分緊急，有隨時失陷可能」。他們上呈的報告，很可能影響了中央政府派兵鎮壓，以及後續一連串「清鄉」的決定。

檔案內容也顯示，臺灣站的通訊員佈下天羅地網，全面監控。不只在二二八當下，事件趨平息的中後期仍強力蒐集「叛亂」情報，四處舉報有嫌疑的逆黨分子；不同派系的特務系統，也趁機整肅異己，相互鬥爭、爭奪資源。情報網羅之密集激烈，甚至還會發生「互相踩線」，舉報到不同情治系統的「自家人」！

保密局臺灣站之下設置多處據點，每個據點另設通訊組、學運組、工運組、偵查組等各式單位，配置保密通訊員、義務通訊員、通用人，也會接觸地方線民蒐情。獲取情報後，經由層層傳遞，往南京本部發送。
資料來源│林正慧
圖片美化│林洵安

特務不只情蒐，更是推波助瀾的「反間者」

在二二八這場歷史性的災難，特務的角色遠遠超過傳遞情報或羅織罪名。他們同時參與了搜查逮捕、祕密處決，以及「清鄉」等浮濫捕殺的行動。從口述資料顯示，保密局站長林頂立便曾率領一千多名人員，公然搶劫、威嚇毆打，還進行逮捕處決等行動。

不過，最讓林正慧印象深刻的，是特務在二二八事件使用的反間、分化手段，甚至趁機構陷誣告。

許德輝便是著名案例。當時，這名保密局特務滲透混入臺北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處委會」），隨時上報人員、行動的情資，而且刻意煽動參與者的情緒，製造動亂。

他在現場慷慨激昂地發表演說：「吾輩已決定玉碎作為犧牲」、「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做為後盾」，激起民眾高漲的情緒。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現場喊聲滿堂，鼓掌不絕」，許德輝宛若義憤填膺的群眾領袖，不顧自身安危領隊向行政公署討回公道。

後來，他毛遂自薦擔任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先向上級誣陷這些學生四處劫掠、暴力破壞，獲陳儀許可取得武器後，便以「預防不測」理由要隊員配戴。之後，他再暗中舉報隊員攜帶武器，意圖攻擊國軍！最終，多數學生不幸被捕罹難。

諷刺的是，保存在檔案中的「反間工作報告書」，清楚揭露了許德輝的真實身份，以及他陳述自己潛伏於處委會，趁機興風作浪的意圖。

保密局「二二八事件報告書」陳述，通訊員許德輝化名高登進做滲透。他除了進行反間、蒐集情資，也刻意煽動民眾情緒，強化對立。後來許德輝趁機舉報忠義服務隊成員攜帶武器、攻擊政府，造成多數學生被捕罹難。資料來源│林正慧

間諜就在你身邊

另一個令人慨歎的故事，則是同時期發生在南部的黃媽典案。作為嘉義朴子的地方仕紳，黃媽典因為領導當地處委會遭到清算槍決，組織許多成員亦被逮捕繫獄。然而，後來解密的檔案資料明確揭示了一位與他關係親近的同黨友人，竟然是警備總部所吸收的「運用人」！

「看了檔案後會覺得很可怕。」林正慧感慨地說。

類似的故事在在顯示，當時情治單位對民間組織的滲透程度，已經讓人難以分辨孰為敵友。

綿密的佈線偵防，並不僅止於二二八事件。林正慧指出，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留存的一批檔案，可以看到特務機關長期監視的黑名單。由於二二八發生於 1947 年 2 月 28 日，在傳統記事為丁亥年、癸卯月戊寅日，情治單位遂把二二八關聯者以「戊寅份子」、「丁亥份子」記錄，不時派人前往盯哨，甚至連旁系親屬也經常被「查水表」。

即便到了解嚴後的 1990 年代，這些「老大哥式」的監控也仍未完全結束。

各地的二二八處委會，是由地方仕紳或知識分子領導，希望透過和平談判化解衝突，最終許多成員皆被清算罹難。在黃媽典一案中，被捕的名單裡可見滲透其中的特務。資料來源│林正慧。

「退休」後的特務們去了哪？

除了解開二二八事件中的情治組織、化名之謎，林正慧也考察比對大量檔案，循線追索事件落幕後，這些特務們去了哪？做了什麼？是否仍以不同身分潛伏，扮演威權領袖的耳目？

她將曾參與二二八事件的特務整理成一份名單，蒐集各種史料，為每個名字建構「履歷」──包括這些特務的掩職與轉職。「掩職」指的是在職期間檯面上的公開職務，藉此掩護特務身分；「轉職」則是他們脫離情治機關以後的生涯發展。

林正慧表示，常見的掩職，一是縣市政府、省政府的各層級公務員，戰後情治人員普遍會以政府機關來掩職。另一大宗則是媒體業，這或許是因為記者調查訪問的工作性質與情報員相近，方便掩護任務。例如：1947 年林頂立籌辦的《全民日報》，旗下許多記者都是保密局的通訊員。換句話說，整家報社幾可看成是情治單位的掩體。

特務群體的轉職，則顯得相當多元，舉凡國大代表、縣市首長、議員、警察局長、報社發行人、戲院老闆、宗教領袖，各行各業都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你會忽然發現，這些人就存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林正慧指著林頂立的名字說道：「1972 年的報紙還把他列入『最有影響力的 280 位臺灣企業領袖』，誰會想到他在二二八事件裡是這樣一個重要角色？」

特務的轉職出路遍及政商界、文教界、公職。例如，陳愷曾擔任多屆臺北市議員，1960 年轉戰省議員，順利當選。比對情治身分在職紀錄也可發現，國聲日報社分社主任、全民日報記者是他從事特務時的「掩職」身分。
資料來源│林正慧
原始資料│〈陳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1290000640098A。

轉型正義的漫漫長路，真相是第一步

從不同的視角出發，特務的生命史可能呈現不一樣的面貌。情報工作之外，他們也擁有自己的人際網絡與家庭關係，親友的回憶與口述，可能透露人性化的另一面。但所有這些故事，與這群人的特務身分並不相斥。

如果用一句話來描述戰後臺灣的特務群體，我會說他們是「協助國家暴力的暗黑力量」。

林正慧感慨地吐露心中感觸。

她認為，從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諸多案例，特務所使用的刑求逼供、羅織罪名等迫害手段，已遠遠超出了合理正當範圍。某些情治人員也不僅僅只是執行工具人，扮演「平庸的邪惡」角色，而是有意圖地主動操縱局勢，從中牟取個人和組織利益。尤其在二二八事件，特務的構陷無辜、煽動群眾，都很難以「維護國家穩定」之名，為他們辯護開脫。

這是一段同時牽涉加害者與受害者的故事，面對「轉型正義」的責任與真相，歷史研究或許還要走上更長的一段路，才能適切地回應。但逐步揭開檔案中隱匿的人物與事件，是漫漫長路的第一哩。

「真相本身會展現更大的力量！」林正慧樂觀地說：「當更多的事實出現，共識才能凝聚。我相信，這會是大家繼續一起往前的重要動力。」

特務群體是較為冷門的研究領域，但對理解戰後臺灣的政治與歷史，意義重大。儘管研究仍看不見盡頭，但林正慧深信：事實的力量隱藏在檔案中，等待我們的追尋。攝影│林洵安。

一場大火為倫敦帶來轉機

事情從 1666 年 9 月 2 日的凌晨 2 點開始。

那天晚上，倫敦布丁巷的麵包師傅法里諾忘了關上烤麵包的爐子，使得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布丁巷位於倫敦舊城擁擠地區的中心，也是附近菜市場的垃圾堆放地，是人口密集的危險地帶。

火災發生時，倫敦市長在凌晨就接到了失火通知，但他毫不在意。因為，這一天是星期日，他沒心情工作。到了下午，大火已經燒到泰晤士河畔，已經不可控制了。

到了星期三，整個倫敦已有 1300 間房屋被燒毀、87 個教區的教堂被燒毀，300 公畝的土地化為焦土。聖保羅大教堂被燒毀，連帶教堂後的古墓也遭殃，大火過後，地面出現像是木乃伊的乾屍。

大火除了解決倫敦的鼠疫問題，竟也讓英國經濟有起色？

幸好，傷亡並不慘重，整場倫敦大火只有 8 個人罹難。因為，大火雖然無法撲滅，但是也並不迅猛，大多數的市民有充裕的時間逃離災區。而且，倫敦大火徹底切斷了自 1665 年以來倫敦的鼠疫問題。

因為地窖中的老鼠沒有藏身之處，大火消滅了數量龐大的老鼠。

重建後的倫敦市，以石頭房子代替了原有木屋，個人衛生也得到改善，使得瘟疫不再爆發。大火之後，重建倫敦的迫切要求，還帶動了英國的經濟復甦。

英國重建了聖保羅大教堂、皇家肯辛頓宮、漢普頓宮、大火紀念柱、皇家交易所、格林尼治天文台。笛福（《BO》編按：英國小說家，《魯賓遜漂流記》作者）曾說：「如果沒有那場大火，倫敦乃至整個英國的經濟不會有那麼快的起色。」

大同電鍋原來不是台灣自己發明的產物

一直以爲大同電鍋是台灣自己發明的產品，但後來爬了一下網路，才知道原來大同電鍋是大同跟日本東芝技術合作之後大同所發行的產品。難怪大同電鍋跟 1955 年東芝那一台東芝電鍋長得那麽像。

再說的更詳細，當初這個東芝電鍋也不是由東芝 100% 發明的，這個電鍋是由當時東芝的下包協力廠商，光伸社的三並義忠這位先生所發明的。那爲何東芝不自己開發？而要叫下包協力廠去研發？

其實這個電鍋當時除了東芝之外，三菱跟松下也一直在研發，但三菱跟松下一直在研發上沒好消息，這個讓東芝覺得與其自己悶著做，倒不如開放給下包協力廠，用外部的力量一起開發，應該成功的機會會比較大。而當時東芝下包協力廠的光伸社，三並義忠社長雖然沒有製作電鍋的 KnowHow，但因爲原本是製作精密測定機械，跟電熱水器，所以運用了自己的電熱以及機械的經驗，還有三並義忠社長老婆跟小孩的幫忙，就在三並家族全家動員的努力下，最後才幫助東芝開發出這個東芝電鍋。

日本電鍋公司社長傾全家之力，為日後大同電鍋運用的技術鋪路

爲何還要有老婆跟小孩的幫忙？因爲老婆爲了要找出原型機電鍋的最佳煮飯時間還有溫度，除了要煮了上千次白飯外，每次前後也都要記錄溫度，因爲記錄到身體有點狀況，之後就換小孩輪流幫媽媽記錄，後來才找到原型機電鍋的最佳的參數。在開發這個電鍋時，還有一個點子還滿厲害的，就是自動斷電的邏輯，由於當時的電子開關技術沒像現在那麽多選擇，要如何讓煮飯到一定狀況後可以自己斷電，也是個不好解決的問題。

三並家族於是就想出，米不要直接放入電鍋内，而是在電鍋内先放一個内鍋，再把米放進内鍋，而内鍋跟電鍋中間再加入水，隔水加熱，等電鍋加熱的時候，内鍋跟電鍋中間的水就會慢慢蒸發，等到水完全蒸發後，電鍋底就會因爲水不見後，底部溫度開始會瞬間升高，而這個突然爬升的溫度就會觸發到溫度開關，而切斷電源，那白米就不會煮焦了。覺得能想出這個方法也太聰明了。除了原理簡單之外，又可皆由加入的水量來控制加熱的時間。

不過就在東芝電鍋銷售的幾年之後，三並義忠的老婆就在 45 歲不幸去世，三並義忠本人也在 59 歲那一年去跟天國的老婆團圓，雖然他們兩位早早就離開人世，但後來這一型東芝電鍋纍計銷售了 1,235 萬台，全盛時期，日本有一半的家庭都擁有三並家族一家人心血結晶的東芝電鍋。

當時說，使用這一台電鍋，能讓家庭主婦不用一直顧在電鍋旁邊，一天的睡眠時間可以多增加一個小時，日本一半家庭的媽媽都可以多 1 小時的睡眠時間，看這個發明是多麽的偉大！真的要讓更多人知道三並家族一家人的努力，我們才有今天那麽方便的生活。要是沒這自動電鍋開發成功，餐廳在煮飯也不會如此方便這發明也影響生活也太深遠了。

一直到今天，大同電鍋反而是逆勢進入日本市場，這個也是因爲日本的電鍋進化的太快，所以當時那種簡單設計的電鍋反而在日本市場找不到了，讓大同電鍋有了新的舞臺。也希望這個舊科技能再次讓更多人的生活更方便。

台灣突然間「自由」了，但許多人仍活在戒嚴陰影下

戒嚴體制不是個簡單的外在框架，而是多層交織疊床架屋難以拆解的社會結構，也是許多人深入骨髓的價值觀和情感寄託。對於像我這種成長過程中感受到莫名壓抑的人來說，解嚴就像是壓力鍋的蓋子突然被掀開，裡面蓄熱過高的不滿終於爆炸般噴發。但同時有另外一群人，長期認同壓力鍋的正當性，在解嚴後懷念著蔣家父子及美好舊時代。

這個新舊價值劇烈衝突的大時代，就是《國際橋牌社》第一季故事的起點。故事裡的人與事，都承載著長期戒嚴下孕育出來的信仰或反抗因子。戲裡面有一心想要復仇的白色恐怖受害者後代、認同陷入困惑的外省第二代眷村青年、陶醉在反對運動中等當兵的小開、戰戰兢兢面對政敵的總統，還有誓死捍衛中華民國的大軍頭。

台灣突然變自由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揮霍著這份自由，不論是大膽想像全新的未來，還是據隅頑抗勢不可擋的改變。那是個樂觀的時代，每個人都以為，只要自己夠努力、夠堅持，明天一定會更好。有人使盡力氣想要摧毀被戒嚴體制扭曲的一切，有人習慣舊秩序、不容既得利益被消蝕。不論站在哪一邊，沒有人會被抓進警總喪失生命，每個人都變得大膽起來。

我的青春記憶離不開戒嚴，直到解嚴後才明白那是威權世界

所以，故事雖始於解嚴之後，故事的底蘊仍是戒嚴。是因為有了解嚴後的對比，戒嚴情境裡不可思議的各種細節才開始被檢視。回想起來，我的整個成長過程，就是一幕又一幕的戒嚴情境。戒嚴，是灰暗的青春，難堪的記憶。

小學時，班上有個女生桀傲不馴，她成績很差，經常逃課，身上有時髒兮兮。老師們對她毫不留情，總是打罵伺候。沒人在乎她是否乏人照顧，是否因被老師們霸凌而反叛。她是個無關痛癢的異類，怎樣糟蹋都沒關係。她在班上好像沒有朋友，大家都把她當外人。

那時的級任導師脾氣很壞，經常對學生們暴怒。有一次他處罰全班以半蹲姿勢把木頭椅子抬在頭上不准動，然後他就跑回在教室後面的宿舍房間。過一陣子大家手都痠了，偷偷放下椅子，潛去他宿舍門口打探動靜。他在房間裡大聲放著貝多芬的交響樂，一直到下課都沒出來。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古典音樂愛好者。

上學就是被強迫接受不合理的規訓，聽大人們說各種奇怪的話，經常看到同學無端受辱，或自己受罪。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沒人告訴我們為什麼。大人們的日子應該也不好過吧。成年後回想起這位失聯的老師，我試圖想像他的處境，一個外省人單身在台灣，或許他懷才不遇，對時局不滿，或許他在家鄉有許多牽掛，但他能做的，只有找小孩出氣。

那是個殘酷的年代。因為戒嚴，沒人有自由說出自己的感受，沒人有自由去追求一個出路。可我們並不知道事情不必如此，我們以為世界就是這樣。

一直到台灣解嚴，我們在回望時，才一點一滴理解了戒嚴的意義。

每人都有戒嚴創傷症候群：經血流出仍不敢動、被迫進樂隊只為榮耀威權

國中時，班上又有個「異類」型的女生。她神情憂鬱，不喜歡配合規訓。有一次她被導師叫到教室前面當眾訓話，她背對著我們，經血在黑裙下一條一條流下她的小腿，滲進白襪。她一動也不動，站在那兒繼續聽訓。我們目睹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敢出聲，無能為力。

我們都受傷了。戒嚴創傷症候群，在每一個人身上。但不是每個人都明白。

高一時，每班前五名被叫去操場集合，要挑選樂隊成員。練樂隊要花很多時間，所以學校不管你的興趣或天賦，那是名列前茅者的義務。教官站在前面，手指著她認為不夠好看的、矮的、胖的、黑的、戴牙套的一個一個剔除，我站在隊伍裡生著悶氣。為何如此損傷別人的尊嚴，為何我們沒有選擇？教官發現了，指著我用河南話說，「看她以臉挑批像，叫她處來當支回（看她一臉調皮像，叫她出來當指揮））！進樂隊後發現，我們隊長既不高也不瘦，原來她是高中聯考狀元，依慣例必當隊長。

別人放暑假，我們每天在烈日下操練。別人在國慶閱兵的「慶祝」人海中當舉牌道具，我們從校門出來沿著總統府一路遊街，我的手臂搖指揮筒搖到殘。每逢崇她社辦活動時，我們還被學校指使去替一群穿著旗袍的官夫人們吹奏進行曲。很多人以穿那名校的制服為榮，那是人生勝利組的冠冕。我只記得每週一被迫穿狗屎黃的軍訓服，醜到整天都非常自卑。體育課只能穿小丑服般的及膝黑色燈籠褲，聽說是為了遮住身材。

進到台大，幾乎整個女校的樂隊原班人馬被台大揪出來在新生訓練時吹奏進行曲。為何建中樂隊進了台大不必被強迫？為何台大男生上體育課是自由服裝，女生卻必須白衣黑褲？活在「自由中國」，女性受到的壓迫更甚於男性。

大學畢業時，我是個徹底虛無的廢人，什麼也不想做，哪裡也不想去。我上了一個無聊的班，每天下班後到台大體育場跑步。台美斷交前夕，黨外人士投入選舉，新生南路校園外牆，貼滿了政治論述。我經過時從沒去看過一眼。那是一種自保的本能，我不想跟政治發生任何關係。

就這樣我去美國留學了，因為不知還能做什麼。依台灣的習慣，帶著多份證件去學校報到。小小的窗口，裡面坐著一位女士，她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回答了，她說 OK，我說，就這樣？她說你已經報到了。我的護照、英文畢業證書、入學許可、照片全部都沒用上。這個國家沒有把人當賊防，你來唸研究所，是會有誰冒名頂替呢？我一個人站在空蕩的寬闊校園裡，呼吸著自由的空氣。沒有人騷擾我。

再也不要回台灣了，我心裡這麼想著。

一九九二年夏天，我到公共電視籌委會報到。前一年朋友告知台灣公視將要成立，在大舉招兵買馬。我以為這下可以有機會在台灣做像樣的電視新聞了，於是在參加考試被公視錄取後決定全家搬回台灣。我以深愛的美國的公共電視來想像台灣這個新機構，上班後發現我真的跟台灣脫節太久。公視籌委會雖才剛成立，卻是個結合新聞局的顢頇與老三台黨國基因的老大機關。

工作無計畫無目標，審案全憑高層小警總意識形態決定。很多人上班沒事幹，每天唯一重要的事是討論中午去哪裡吃飯。身為黨國之後的籌委會高層有時中午外出就喝到爛醉，下午開會遲到，讓幾十個人等待紅著臉講話已大舌頭的他出現。

關於民主：你不能只向它致敬，你必須一直戰鬥才能抓住它、保有它

那是解嚴後五年。在公視這個全新機構體驗的戒嚴文化讓我重新認識久違的台灣，默默反芻著那驅使我離開的令人窒息的成長歷程。我也因此走上推動公共媒體發展與媒體改革的路。現在是解嚴後三十二年，為何會投入《國際橋牌社》的製作？

因為台灣雖已經歷七次總統大選、三次政黨輪替，戒嚴的幽靈仍無所不在。若不是戒嚴幽靈作祟，掌權者將威權價值內化，台灣不可能經常出現系統性的制度失靈，例如作為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司法體制裡，檢察官大肆濫權、恐龍法官審判不公卻不被問責；公務機關只做表面功夫而不管實質績效；教育機構仍由威權心態者主導、教師的既得利益永遠高於受教者權益；NCC 坐任新聞頻道失控、傳播秩序崩潰而無所作為；有心創造優質文化內容者吃盡苦頭而以詐欺手法騙取資源者卻志得意滿；總是有人叫我們向前看而不許知曉過去的事實真相。

然而，《國際橋牌社》的設定並非批判戒嚴體制，而是期待以戲劇的娛樂形式激發感動與探索。團隊希望以虛構的故事撐開反思歷史的空間。我們花了很多心思討論人物的設定，希望每個角色都是立體的，都有他的「情有可原」之處。

我們希望公平看待每個角色，不論他站在時代潮流的哪一邊。我們也努力呈現政治角力中許許多多的灰色地帶，以及灰色地帶之外的個人情感因素，還有對於國家發展的不同想像。波瀾壯闊的九〇年代過去了，但也沒有完全過去。

台灣的民主化，仍在一個持續演化的進程中。我們當今面臨的挑戰，例如亡國感的焦慮，仍然源自戒嚴所製造的許多糾結。解嚴帶來了自由，但自由不是一個恆定不變的存在。 你不能只向它致敬，你必須一直戰鬥才能抓住它、保有它。誠如流亡海外的中國導演應亮所言，自由是一個動詞。你得奮戰才能得到它。

在「國際橋牌社」第一季的故事裡，台灣人爭取到《刑法》一百條修法，讓言論自由得到保障，表達異議不再是殺頭的罪。戒嚴是詛咒，也是創作的養分。我們有幸用得來不易的自由，將台灣民主化的笑與淚、激情、幻滅與再起編織為戲劇；這是一個戰鬥團隊為自由而做的現在進行式創作，也希望你會喜歡。

父親的一次囑咐，成郭家四小姐的人生守則

四小姐的父親郭標，原是廣東人，早年遠渡重洋，來到澳洲，靠做水果發家，在悉尼買下一處豪宅定了居，後院大得容納兩座花園。家裡傭人清一色老外，孩子們的母語理所當然成了英語。回國前，四小姐一直沒有中文名，家人都喚她 Daisy，四小姐是郭標最寵愛的小女兒。

孩子出生後，他便將搖籃擺放在自己卧室，親自照料。滿周歲時，還給四小姐穿上高貴的白色蕾絲裙，專程開車到照相館，留下了一張珍貴的周歲紀念照。再大些，四小姐有了獨立卧室，仍要緊挨著郭標。

那時候郭家有座玫瑰園，郭標每天清晨都去侍弄花草，而唯一的陪伴便是小女兒 Daisy。Daisy，中文意思是雛菊。

他在花園裡告誡四小姐：你要像鮮花，不要嬌氣，要驕氣。那時候四小姐一定似懂非懂，可她後來的一生，竟走完了父親這 12 個字的期許。

即便她被未婚夫舉槍威脅，仍能運用機智逃過一劫

郭氏家族應孫中山之邀，回上海創辦永安百貨。郭標舉家遷回上海，住在街對面的東亞酒店，這是四小姐母親的家族產業，從此每日一推窗，就能看見在建的永安百貨。

1920 年，四小姐進入中西女塾就讀。中西女塾培養了宋家姐妹、張愛玲等名人，是響噹噹的貴族女校。四小姐入學，也第一次有了正式的中文名。郭婉瑩。是好友幫她找來當紅作家謝婉瑩的名字，替代了「Daisy」。

多年後，兩位婉瑩小姐在北京相遇，郭婉瑩大方地說起這段往事，兩人相視一笑。

女塾畢業，大部分女孩只有兩條出路：嫁人或者留學。四小姐郭婉瑩被家裡安排了婚約，閨中待嫁。一次，未婚夫艾爾伯德從美國回來，送了她一雙絲襪，「這襪子真結實，穿一年都不壞。」郭婉瑩當下便判定，「我不能嫁給一個會和我談絲襪結實不結實的男人。No fun。」

她提出分手時，未婚夫拿了一把手槍，威脅郭婉瑩。

四小姐鎮定地說：「你不殺我，我不願意和你結婚，你要是殺了我，我也不會和你結婚，因為我再也不能和你結婚了。」毫無辦法的艾爾伯德，又將槍對準自己，準備自殺。

四小姐苦勸：「現在你好好地回家去，只是不和我這樣一個人結婚，要是你殺了你自己，你就永遠不能結婚，連整個生活都沒有了。」一個貴族小姐在兩條人命生死攸關的時刻，展現出了異常的鎮定，也震懾了艾爾伯德。

郭婉瑩如願以償解除了婚約，她打定主意不再做郭家的金絲雀。當哥哥催促她，趕時髦，繼續彈鋼琴、學開車時，郭婉瑩頭一回反抗了，她只身前往北平，考入了燕京大學心理系，繼續深造。郭家四小姐悔婚求學的事，震驚了上海灘的貴族圈。30 年代，貴族女性被當作花瓶還是常有的事，郭婉瑩卻站出來，成了拒絕命運擺布的第一人。

面對丈夫外遇，她挺著大肚子「優雅」抓姦

來北平沒多久，1932 年父親郭標去世。郭家平靜地分割了遺產，沒有狗血，沒有陰謀。在多房姨太太的老式貴族大家庭，優雅地分遺產，實屬罕見。郭家一門的家教素養，可見一斑。

漸漸從喪父之痛中走出的郭婉瑩，遇到了麻省理工畢業回國的吳毓驤。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吳毓驤也算名門之後，他的太姥姥是林則徐的女兒，只是吳家到這一脈，家境微寒。

兩人在一起門第落差之大，郭家人都看不上這位女婿，認為吳毓驤高攀了郭婉瑩。可禁不住郭婉瑩喜歡，她毅然選擇了這位窮書生。新婚燕爾，也有過一段舉案齊眉、琴瑟和鳴的神仙眷侶日子。可吳毓驤偏偏親手打碎了圓滿的生活，他出軌了一個寡婦，夜不歸宿。

那時郭婉瑩已身懷第二個孩子，挺著肚子，找上門，沒有破口大罵，沒有惡語咒怨，只說了一句話：「該回家了。」在世間最爛俗的劇情里，郭婉瑩做出了最優雅的舉動。

1949 年後，郭家老小移居美國，只有郭婉瑩留了下來。失去了家族供給，她也得出門工作養家。不久，生活的巨浪再度摧毀了她的生活。1957 年，吳毓驤被劃為右派，關進監獄。郭婉瑩獨自一人撫養兩個孩子，每天早出晚歸，十分辛勤。昔日四小姐榮光不再，她需要守護的是一個獨立女性的尊嚴。

她為丈夫還巨額債務，做過各種苦勞：鎚碎石、刷馬桶、耕作農活

吳毓驤被抓捕時，從家裡搜出一把手槍，這是郭婉瑩二哥不小心留下的槍支，在混亂之中，也成了吳毓驤的重要罪證。檢方要求，必須賠償 64000 美元。禍不單行，在獄中不堪重負的吳毓驤竟一命嗚呼。

一貧如洗的郭婉瑩，為償還欠款，被趕出原來的居所。昔日的首飾、傢具被賤賣，依舊填不上窟窿，她試圖抓住最後的救命稻草，給遠在美國的哥哥寫信，請求經濟幫助。

信件經過重重篩查，到了大洋彼岸，最後只有一位哥哥寄來了 8000 美金。那時的郭婉瑩正和兩個孩子生活在四面漏風的涼亭里，沒有往日的名貴寵物，她給孩子帶回來兩隻小雞，細心照料。

沒有傭人，沒有烤箱，好友教她用鐵絲搭架，在煤火上烤吐司片，甚至用吃飯的碗，也要盛上自製的下午茶。在這種最差的條件下，她仍不抱怨。「晴天的時候，陽光會從破洞照進來，好美。」上海灘的明珠哪怕滾落到塵土裡，也不掩其光。郭家原先的傭人重病，山窮水盡的郭婉瑩硬是湊了錢，給她當醫療費。也正因此，哪怕郭家沒落。郭婉瑩走到哪兒，都有人還尊稱她「四小姐」。（《BO》編按：別人不理解她的這些舉動，她則靜靜地說：「因為這才是人活著的樣子。」）

丈夫吳毓驤的去世，遠遠比不上活著的煎熬。60 年代末，父親、丈夫的棺木被人掘出，當眾損毀，只因人們痛恨她的出身，人們幻想她昔日聲色犬馬的生活，將她描述成跋扈奢侈的富家小姐，說她頤指氣使地衝進永安百貨。

坐在軟椅上，一手夾煙，一手端咖啡，讓所有的櫃員一一捧出新品，供她挑選。而這些畫面，每一幀都不屬於她。

郭家家教森嚴，要是她真這麼做了。縱然是郭標最愛的小女兒，也非得逐出家門不可。可沒人能幫她澄清真相。從前十指不沾陽春水的郭婉瑩，被帶到特殊培訓班。

在一片荒石之中，往日執銀箸、握鋼筆的纖纖玉手，要舉起大鎚，將一塊塊巨石敲成碎石，支援鐵路建設，她還要剝白菜、刷馬桶，面朝黃土幹農活。十根手指累得變形。當動蕩過去，她重回講台，在一所業餘大學教英語。哥哥為她寄來了重要的英語教輔資料。郭婉瑩為這次重生做足了努力。她認真備課，一絲不苟地教學。

可同校的老師們，並沒有放下偏見。他們一次次批判、斥責她，甚至暴力對待。她的工資從 148 元，被剋扣到 24 元。留下孩子的學雜費，每月的生活費只剩 6 元。

堂堂大學老師，每天只能吃一碗最便宜的陽春麵，8 分錢。多年前，她從澳洲初來上海，還是所有人的海歸公主。學會的第一個中文詞，便是「面」。放學出去吃午飯，由於只會說「面」。她便只能頓頓吃面，過了半個世紀，生活竟繞回了起點，但她以驚人的毅力與生活頑抗著。

她展現了女性在家道中落後，也能呈現優雅獨立的一面

當郭婉瑩含辛茹苦地將兩個孩子撫養成人，她也為自己掙得了退休工資。80 年代，子女出國後，想把她接去定居。郭婉瑩只是去美國探親，看了看哥哥，關於那把致使她蒙冤的槍支，她一次也沒提過，「反覆抱怨是不優雅的行為。」

就連美國前總統肯尼迪遺孀來慰問她，西方媒體趨之若鶩地想聽她經受的勞苦，她只雲淡風輕地說：「勞動有利於我保持體形，不在那時急劇發胖。」

郭婉瑩最終拒絕了留在美國，她還是回到上海。每日都用自製的燙片，將白髮整理得體，挽成中式髻，換上舊式旗袍，一絲不苟。

在 86 歲與三位年輕女士一同出門時，其步態之優雅，眼神之嬌俏，讓身旁的三位年輕女士都黯然失色。郭婉瑩的高貴，不因家族落魄、生活困窘而折損，反倒在苦難中，精神的獨立、性格的堅韌，讓她越發光彩。

1998 年 9 月 25 日黃昏，89 歲的郭婉瑩在寓所離世。按照她為自己安排的後事，遺體捐獻給醫學院，不必舉行葬禮，不留骨灰，在醫學院的研究室里，送她最後一程的人們，為她播放了莫扎特的《安魂曲》。

在場很多人也第一次知道，這個舉止優雅、著裝普通的老太太，竟是永安百貨「四小姐」。郭婉瑩不願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身世，養活自己、獨立養育孩子，這是她一生都引以為傲的。

74 歲時，她請人拍下一張照片，特意囑咐，「如果我去世了，請把這張照片作為我的遺照，因為它證明了，我在工作。」獨立，是她一生的追求。

很多人不解郭婉瑩的堅持，要是跟隨親人，移居海外，還能繼續過貴族小姐生活，也免了後半生坎坷的磨難。

對此，郭婉瑩在陳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葉》中說：「那樣，我就不會知道：我可以什麼也不怕，我能對付所有別人不能想像的事。」

所有不能想像的事，也讓郭婉瑩比一般的貴族小姐，精神上更高貴了。父親郭標因賣水果發跡，收集繩子成了一生難改的習慣。哪怕郭家住豪宅，有了私人花園，他也經常撿些半截繩子。

清晨便跟郭婉瑩在花園裡，找那些被風雨打折的花枝，用繩子把它們重新扶直。小女兒正如手裡的鮮花，令郭標又愛又擔憂。他只好一遍遍告誡：「你要像鮮花，不要嬌氣，要驕氣。」

直到郭婉瑩去世，人們發現，她簡陋的寓所抽屜里，竟藏了許多團繩子。那是她懷念父親的方式啊。也是在風雨中，支撐著自己挺直腰板、直面摧折的勇敢信念。優雅不是溫室里的扭捏作態，而是逆境里不舍靈魂的高貴。

郭婉瑩，上海灘最後一個貴族，出身高貴，中道落魄，卻一生不易其志，要優雅，更要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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