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挑選這篇文章】
許多國家都有洪水來臨的歷史，但只有中國歷史流傳下來的故事是「大禹治水」這樣決定「解決問題」、「對抗自然」的傳說呢？這說來可就話長了（偷偷打個 Pass：這和我們習慣吃的主食有關係）——現在，且聽我們娓娓道來。
（責任編輯：林芮緹）
有學者認為，遠古神話傳說的女媧補天也好，大禹治水也好，其實都是用洪水隱喻著一個作為原始人最可怕而又必須經歷的劫難：生育時的生死危機，血崩或是難產。
這個說法如果聯繫禹餘糧的功效——可用於婦人崩漏帶下——似乎倒也能說得更圓。然而不管如何牽連論證，這個現實是不容抹殺的：我們的這個星球上，在人類的初年，確實發生過一場可怕的全球性大洪水。
證據是我們自己的古籍上比比皆是的記載，如《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之類；還有考古學家氣象學家地質學家生物學家的研究，說大約多少多少萬年前，地球氣候變暖，冰川消融導致洪災云云；更有力的證據是世界上幾乎所有的民族，在原始神話中都提到了人類初生之時經歷過一次瀕臨全體滅絕的大洪災。
這次洪災甚至寫入了《聖經》，那就是著名的挪亞方舟的傳說。
儘管各個民族信奉的神靈不同，洪水傳說卻都大同小異，都是碩果僅存的善人靠著對神靈的虔誠得了啟示，準備好大船或是有神龜相救，漂浮了若干天，等到浩劫過去後，重新開始生活。
而我們的傳說卻是大禹治水。
這傳說相比漂流逃難多了一種悲壯，多了一份主動，但也總能給人一個疑問：我們的先民難道不能也像其他民族一樣，躲上一艘船，避開洪峰，等著上天息怒嗎？何必要一代代苦苦在泥濘中掙命呢？
應該只有一個原因：我們的先民已經離不開這片土地。
或者說，世界上其他民族對土地的留戀，都沒有我們的先民那麼強烈。《聖經．創世記》有段話，應該能揭示一二。上帝在降下洪災之前，規定了挪亞能帶上一起逃難的物種，「凡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七公七母；不潔淨的畜類，你要帶一公一母；空中的飛鳥也要帶七公七母，可以留種，活在全地上」，於是「凡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都一對一對地到挪亞那裡，進入方舟」。查遍此節，可有一詞一句提到另外一類生物的種子：莊稼？
很明顯，當時的希伯來人，主要還靠游牧為生，他們可以離開一處已經不適宜生存的環境，去尋找另一處；而我們的先民，大洪水來臨時卻已經進入了農耕文明——有了田地，有了家，還能輕易拋棄家園遠走他鄉嗎？
大禹時期華夏民族已經進入農耕文明，這是學者們早已證明了的。當然，還有一個簡單而有力的佐證：教人學會耕作的神農，早於大禹很多代。
其實農耕相比游牧、狩獵，要辛苦得多。著名歷史學者美國人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引用另一學者的話說：「大量的資料表明，狩獵、採集者不僅有充足的實物，還享有大量的閒置時間，事實上，比現代產業工人、農民工人，甚至考古學教授所享有的還要多得多。」
辛苦還是次要，更重要的是，選擇農耕，便意味著從此被牢牢束縛在這片土地上，失去了狩獵、採集的靈活與瀟灑，即使與游牧相比，也失去了不少的剽悍和迅疾——禹和他們的祖先，為何選擇了這條艱辛的道路呢？
很簡單，農業，只有農業，才能提供大量穩定可靠的食物，才能更有效地壯大部族。農業出現之前，人類對付無常自然的辦法只有一個：根據生存條件自我調節人口，類似於後世的量入為出。而調節的辦法卻是殘忍的墮胎、停止哺育或者殺死新生兒。
農業的意義用斯塔夫里阿諾斯的話說，是「農業革命導致了又一次人口爆炸」。他算了一筆帳，人類逐漸進入農業文明後，「一定地區的食物供應量比過去更多更可靠」，所以，距今一萬年至兩千年前，這八千年中，人口總數從五百三十二萬劇增到一億三千三百萬，與之前一百萬年中的人口增長數比，約增長二十五倍。
所以進入農耕，絕對是一種巨大的進步。我們慶幸我們有那麼適合農業的氣候，我們感激出現過神農等一些偉大的觀察思考者，我們自豪我們曾經遙遙領先——但，進步也要付出代價：我們這片古老的大地，面對洪水時，要保衛的已經不再只是一條條生命，還有那富饒的田園。
後人提起那次治水，描述都很簡單，說大禹的父親鯀只會堵，結果連有能夠無限生長的神土息壤幫忙也是不成，只好換了大禹來，用疏導的方法十三年後終於大功告成。如此而已。
果真如此簡單嗎？
或者換句話說，有著多年治水經驗的鯀，思維竟會如此僵化機械嗎？
水利是一項專門技術，自古便是專家的活計。西漢末年，黃河頻決，水患嚴重，漢哀帝下詔「博求能浚川疏河者」。
一個專家，賈讓，應詔上書，提出了著名的治河三策。上策是不與水爭地，而是順水之勢改河道，轉移當著水流的民眾，避高趨下，決口放河入海；中策是開渠引水，達到分洪、灌溉和水運等目的；下策才是「繕完故堤，增卑倍薄」，對堤防修修補補。
他認為，如用上策，雖然一時損失很大，卻能一勞永逸，「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而中策可以「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如用了下策，那便永遠「勞費無已，數逢其害」，再沒個出頭之日。
後世對此三策評論不一，雖然大部分人都認為賈讓說得很有道理，可誰也不敢輕易嘗試他的上策。當時便有人反駁賈讓，說如用了他的上策，結局將不敢想像：「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誰都知道，順著水勢因勢利導，四兩撥千斤，是最簡單也是最明智的做法。而堵，卻是最愚笨最危險的。賈讓用了個比喻，他說「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水如果只靠著堵，就好像想叫小孩子不哭就塞住他的嘴，如果不馬上停止，「其死可立而待也」。
但誰都得正視水路上那億億萬萬的「城郭田廬塚墓」！有幾人、幾個王朝，能做出如此大的決心，能承受如此大的犧牲呢？
想保住所有的局部利益，結局卻往往是失去更多的利益，這個問題誰都看得到，但誰也沒辦法。西元前六五一年，齊桓公召集眾諸侯會於葵丘，一大議題便是想解決各國自修水利、不計鄰國安危的弊政。會上倒是立了盟誓，可盟誓歸盟誓，會後各國仍自行其是。直到真正統一的秦漢帝國建立，才又一次在全域的角度重新審視這個亙古難題。
可還是沒有誰敢放手讓江河自由而下，一路浩蕩奔流。
所以在黃河面前，幾千年幾乎全賴著一條下策在苦苦支撐，堤壩隨著淤泥水勢上升，直到徹底被勒成了一條高高在上的懸河。
當時這個難題一定也擺在鯀的面前，甚至，他面臨的困難更加難以克服。或者說，鯀沒有魄力犧牲眼前賴以為生的寶貴土地；或者說，他的下游部落，也一樣捨不得神聖的田園，絕不肯為鯀治下的洪水讓出一條正路，並為此不惜一切代價，包括戰爭。
很少有人懂得以捨求得，尤其在疆域上。毛澤東在軍事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便是由於他能捨得暫時讓出手裡的根據地。
正是土地捆住了鯀的手腳。所以鯀便只好手忙腳亂地用堵的方法，用土圍子戰戰兢兢地守著那一塊塊長滿了莊稼的田地，見招拆招，狼狽地與洪水纏鬥，終有一日，堤防塌了。
禹的偉大，正是在於他看出了父親做法的無奈和無效。在父親的靈位前，他發誓，要接過這副世上再無人能承受的重擔，並將用他的法子，完成這項大業。
終於，他成功了。
禹的成功與其說是由於他的辛勞堅韌，也許不如說更多是憑藉他的魄力和鐵腕。可能，治水過程中，對天下部族的協調、安置，甚至用殘酷的武力強制推行，與他的鑿山開河同樣重要。《韓非子》中有一句話：「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提到居然有民眾公然阻礙治水，也透露了禹的對手不僅僅是大自然。從父親墳前啟程的那天，禹便有了一張設想中可以讓所有人都安居樂業的天下規劃藍圖。
這張在禹手裡實現了的藍圖，便是我們的「九州」。後世所有的宏功偉業、征戰陰謀，轟轟烈烈也好，迴腸盪氣也好，陰險殘酷也好，都在這個禹為我們開創的舞臺一幕幕上演。
以禹為代表的先人，為我們從兇險的自然手裡奪回了土地。應該說，站在自然（也就是古人所謂的天地）的對立面，爭取生存權利的努力，從人類誕生以來就沒有片刻停止過。
當年女媧的補天工程其實也包括了治水：補天，不正是為了止住天漏，不再下雨嗎？黃帝時，大戰蚩尤，請旱魃來對付蚩尤的風雨濃霧，也可以看成是與自然災害抗爭。然而，直到禹的出現，或者說人類發展到禹的時代，才使我們看到這種抗爭真正有了現實可行性。
補天，讓天不再下雨，只能是美好的童話；用旱魃的旱災來對付澇災，寄希望於老天三百六十度急轉性子，也只是可憐的哀告祈禱，無論你有多虔誠，還是得聽天由命。
如此艱辛，終於在大地上又一次站穩了腳，當然要更加珍惜。從此，天人之間的爭鬥隱到幕後進行，另一場也從來沒有停息過的爭奪成了這個舞臺上的重頭戲：那就是人類自己對土地的爭奪。
也許剛放下鏟斧的大禹沒喘幾口氣便投入了這場戰爭。從當年神農伐補遂到黃帝伐逐鹿擒蚩尤，到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現在該由禹伐共工、有扈氏了。
戰爭不是為了征服，而是為了從這片土地上驅逐妨礙耕作的搗亂分子，這種觀念是十分明顯的。如儒典裡時不時提到的「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投畀豺虎」，明明白白地說了：要把搗亂分子摒棄到遙遠的四邊，放逐到沼澤森林等蠻荒之地，與野獸為伍！
這些戰爭的性質和後世歷代王朝都得謹慎地抵禦游牧民族的騷擾一樣，目的都是為了守護這塊世代傳承的大地、田園。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本草春秋：以草藥為引，為歷史把脈，用中藥書寫歷史》，由漫遊者文化出版社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