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 》導讀: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兩位是對中國近代發展有極大影響的人物。
歷史上這一類的人物,是褒、是貶,都經常會改變。學歷史的人,常常會以拿破崙作為話柄:每隔六十年,歷史家會發現一個新的拿破崙。
現在二人都已故去,但是,他們的一生實在非常複雜,蓋棺了,卻還不易論定。真要對他們做全面的評價,我覺得還要等待若干年。可是今天,至少塵埃大半已經落定,我們也可以作一些初步的論述。
蔣介石是浙江小城鎮上,一個小商店店主的孩子。這一個地方,江浙地區的一部分,接近上海,對於近代中國的發展,有近距離的資訊。蔣氏自己,又曾經在上海有過一段股票經營的經驗,對於近代的商業都市文化,有直接的經驗。蔣氏留學日本,時間不長,也未必深入日本的社會。可這一段在國外的經驗,對於蔣氏的心態,還是會有一定的影響。蔣氏幼時讀書,是傳統私塾的教育,對傳統的儒家經書,也至少有相當基本的了解。
另一方面,毛氏個人背景是在湖南一個小鎮上,可說「中農」背景的家庭;這個內地的城鎮,對於近代的資訊,並不如浙江奉化能夠接觸的程度。但是湖南在中國近代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湘軍的背景,使許多湖南人,對近代史上的人物,曾、左、胡、彭等人,有一定的崇拜。辛亥革命前後,宋教仁、蔡鄂、黃興等人,都有功業未垂的遺憾,對湖南人也有一定的影響。毛氏終生只有在後期離開過中國二次,都是前往蘇聯。除此之外,毛氏沒有出過國門。他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是一個小小圖書館員,據他自述,想見胡適、傅斯年等人,有如天上人物,難以接近。
這兩個人的自我認知,由於他們對中國和四周環境的理解,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認知,和因此發展的自我期許,也就走了不同的方向,發展為完全不同的使命感。
蔣氏的使命感,正如前後兩個時代的其他中國人一樣,深深感受到:在東、西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犯和壓迫下,中國失去了幾千年為東亞中心的地位,屢經屈辱,喪失了對自己文化的信心,喪失了民族的自尊。他自以為能夠得到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將中國徹底地「現代化」,其中包括模仿西方發展產業,發展現代軍備,建設現代國家。同時,也正如他同時代許多人的想法一樣,他在全盤西化與恢復中國文化傳統二者之間,必須有所選擇,因為他私塾教育的背景,他選擇了第二條途徑。他提倡的「新生活運動」,即是期望結合中國傳統與西方現代,培育新文化。
蔣氏在日記中,反映的心態,時時自我警惕,要在儒家傳統中,自我提升品格。他自己所作的克己復禮功夫,使他對人際關係,既要顧全中國傳統的倫理,又不能躲開自己的權術,這就使他的作為,常為明眼人一眼看穿。譏評為矯揉做作,甚至於「偽善」。蔣氏確實一輩子沒有將自己的政敵置之死地,可是,無論他表面上如何與人相處,無論是友是敵,難得有人相信他的真誠。他的日記中,對於一些人,有很坦白的厭惡,可是,在面子上,他仍舊尊重和信任這些人。於是,終其一生,他只能以利與人相結合,而無法真正得到關鍵上的彼此相信。
任何人無法否認,蔣氏愛中國和中國文化之心,這一番民族主義,給予蔣氏力量,也因此,能吸引廣大的中國人民,在抗戰前,以及抗戰期間,全心全意接受他的領導。蔣氏建設新中國的大策略,乃是爭取社會中上層人士的合作,在沿海都市地區,啟動發展與建設,盼望有了成就後,拉動內地和基層,達到全面的現代化。這是一個從上而下的發展策略。
他對中國畫下的遠景,以建設中國為主題,他能夠了解現代知識的重要性,因此,他重用各方面專家,在南京十年,短短期間,奠定了一些基本的建設基礎。在臺灣的工作,顛沛流離之餘,他也能夠相信專家,運用這些專家的特長,將臺灣從貧窮中,建設為將近現代的社會,使蔣經國可以進行第二步,將臺灣建設成現代的工業國家。
毛氏走了另外一個方向,他的最初理想,也是為了復興中國。在他接受馬列主義以後,雖然他對馬列的理解深度不足,對近代國際情形,也幾乎是全無所知,馬列主義承諾的大同世界,使他終生憧憬嚮往。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理解的程度,別出歧徑,他大量閱讀傳統小說,吸取其中謀略,以致用兵政爭,常見水滸三國的痕跡。在廣州,他接受了馬列主義的訊息;在他而言,這毋寧是得到新的天命:唯物史觀演化論下,歷史必然走向的方向。在他自己心目當中,中國的復興,不是為了中國而已,也是為了可以在中國領導下,實現世界革命。將人間改造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天新地。這個使命感,誠如上述,是一種「天命」,而他是「天命」的承受者。愈到晚年,他對「天命」的相信,愈是影響他的作為。
據馬列學者意見,毛氏對於馬列主義也沒有深刻的研究,對於馬列主義在蘇聯領導下,曾經嘗試的「世界革命(共產國際的革命)」,其經歷的過程,也未必有清楚的了解。他能理解的,只是上述的歷史使命。這一個革命的使命感,導向一個所謂「革命倫理」;於是,「道德」、「正義」的解釋,是有自己的尺度,不能遵從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界定,也不能靠現代文明的價值觀界定。「革命正義」之所在,他可以超越一切的人間行為標準。毛氏一生,只要達到共產主義理想世界的目標,而且是在他領導之下的革命,他可以無所不為。他採取的策略,則是運用基層大眾的龐大潛力,摧毀社會的中上層;他的策略與上述蔣氏採取的途徑,可說完全相反。
在這一個革命途徑上,一切擋路者,都必須排除,一切障礙,都必須克服。所以,他終生的事業,每一階段都以「兩分法」,將世界分成兩塊,一部分是他所借重以為助力的群眾,另一部分,是他要消滅的敵人。所以,他沒有永久的朋友和同志。對他有用的時候,是親密的同志,威脅到他領導權的時候,就是必須剷除的人民公敵。
對於「群眾」,毛氏有其運用之道。例如,一九四九年以後,前面十年,他剷除反革命,剷除右派,剷除階級敵人:這些常常是以百分之五,作為比數,以百分之九十五的群眾,毀滅百分之五,其假設的的敵人。第二個階段,他的「大躍進」以成立公社為主要目標,希望實現那個共產社會的理想世界。那時,他的權威已經定於一尊;可是,身在高峰,他也已經與真實的世界隔絕。居住中南海,與群僚沒有平等的關係,他已沒有回饋的資訊。不了解全貌的情況下,毛氏以為可以憑意志力,改造人類社會。這個階段的中國,乃是煉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遍地餓殍,犧牲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浪費了無窮的資源,後果卻是長期的飢餓,和人性的扭曲。
毛氏從下而上的改造大業,其實並沒有培育有能力的社會基層,無非引進全無知無能的四人幫和他們的盲從者而已。可在他的心目當中,他可以完全不在乎,因為他身揹著巨大的使命,一切的犧牲,都是有理由的。
以上蔣、毛二人的對比,乃是兩種世界觀、兩種文化背景,加上兩個不同的使命感,造成了兩個人的作風完全不一樣。弔詭之處,在大動盪的時代,在價值已經經常變動的時代,不遵守任何尺度的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是「無法無天」,他可以無所顧忌。相對而言,蔣介石被自己的文化背景約束,也被自己知識領域的限度約束,舉動都縛手縛腳,既想作聖賢,又常常不免權謀,兩頭不著落。在北伐以後,他的民族主義,可以號召都市社會中上層,共同建設國家。抗戰期間,中國精華地區的城市,幾乎全部淪陷。都市社會中上層也已殘敗凋零,蔣氏失去了憑藉。八年苦撐,民窮財盡,兵老師疲;他已無法在內戰中,與毛澤東作公平的競爭了。
歷史的弔詭:鄧小平反戈一擊,消除四人幫,啟動改革;其施政方向,卻是回歸蔣氏南京十年,重新進行實質的建設。如果不以成敗論英雄,蔣氏豈非贏回了生死棋局?
(本文為《時報周刊》授權刊載,作者:戴鴻超,欲閱全文請見戴鴻超新作《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圖片來源:Roberto Verzo,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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