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挑選這篇文章】
汪浩所著的《意外的國父》,這本書說的是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三位戰後台灣領導人,都在「中華民國台灣化」的過程中,「意外」扮演了一定程度「國父(創建者)」的角色。
台灣會變成今天的局面,其實是一個早早被架構性決定了的發展方向。因此,我們由本文作者的角度,檢視《意外的國父》——雖然汪浩力讚兩蔣對台灣的貢獻,也就是強調蔣如何以「臺灣化」來「保臺」,但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歷史的必然。亦即是歷史的必然讓中華民國台灣化、走至今日的局面,並不是能夠「創造歷史」的「國父」才對。
(責任編輯:余如婕)
在巴拿馬宣布斷交一事之後,對此事件,眾人議論紛紛,說法紛紜:有人指出,巴拿馬是「中華民國」建交最久的邦交國, 斷交的象徵意義重大 ;另外一種說法是,與其凱子外交,不如建設國內;也有論者提出巴拿馬是與「中華民國」而非「臺灣」斷交, 對臺灣絲毫無損 ;也有社評覺得,臺灣與中華民國有那麼容易截然二分嗎, 這對臺灣同樣具有損失 ;還有見解指出, 應該盡速公投,正名制憲,確保台灣外交生存 。
上述種種說法,不過是筆者在網路討論中看到的其中幾種,在天下人皆可議論國政、群龍無首的民主社會中,自然還有許許多多筆者沒有看到的宏論。 然而,藏身在斷交事件背後的關鍵,其實是臺灣/中華民國的「國家定位問題」。
究竟「中華民國」是什麼呢?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怎麼定位?「臺澎金馬」與上述兩者之間的關係,又怎麼判斷、衡量呢?
今年三月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以下簡稱「林書」)出版,探討「中華民國如何在台灣形塑的歷史轉折過程」,與此問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遙相對談。
彷彿是延續著討論,六月底汪浩《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臺灣》隨之出版。作為業餘的中國近現代史與戰後臺灣史愛好者,筆者隨即購買來看。
作者自謙這本書的內容,本是「讀檔筆記」,然而修改後才發現戰後臺灣史的一條發展脈絡。 [1] 同時,他也受到林書以及日本學者若林正丈《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兩本著作的啟發。 在從國際關係角度檢視戰後臺灣史後,他認為「有『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
汪浩筆下的「國度」,是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而「國父們」即是戰後臺灣的三個領導者:蔣介石、蔣經國與李登輝。
這三人何以成為國父?
蔣介石
汪浩認為,為了保護「意外的國度」, 蔣介石在一九五零年代,成功利用當時韓戰、臺海危機等一系列局勢,以務實的外交手腕達到了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目標,使臺灣能夠受到美國的保護。
但隨著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與位子之爭的生死關頭時,為了確保未來在世界上的生存空間,蔣介石願意放棄「一個中國」的代表權, 以行動表示若由自己推動臺灣獨立(以「中華臺灣共和國」為國名)是可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美國援助臺獨毀滅他們。
然而這個想法由於為時已晚,功敗垂成。作者感慨,「若如果能早幾年與美國充分協商,推動這一方案就好了。」
在作者眼中,蔣介石務實運用外交手腕,保住了臺灣獨立自主的國際空間,晚年並在日記對臺灣清楚定位為「獨立自保而已」、「邁向獨立自強之心理」,明確放棄「反共復國」,這是「國家定位」深遠、根本的轉變,從反共基地轉為獨立自保,「才有了臺灣主體性」, 這是蔣介石為了保護「臺灣的事實獨立」,「被迫啟動『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進程」,「意外」促成「現代臺灣」誕生。
因此,作者嘆道:「蔣介石晚年處理外交和國防戰略是非常靈活和實用的,臺灣歷史學家們卻未給他這一表現應有的評價。」就此而言,作者認為蔣介石實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之一。
蔣經國
蔣介石死後,這段期間面臨著尼克森與季辛吉為求聯中制蘇而「出賣」了「中華民國」、中美關係正常化、中美《上海公報》的簽訂與「上海公報體制」的建立、中國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向外的宣示、奠基於《上海公報》和《臺灣關係法》的美國「一中政策」出現、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中共宣示永不放棄武力收復臺灣等嚴峻的國際局勢, 蔣經國持續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面對這些挑戰 。[2]
對美國方面,「中華民國」與美國斷交後, 蔣經國除了堅持「中華民國」是「有效控制臺澎金馬」、在國際法理上不容否認存在的主權獨立國家 外,更領導朝野如辜濂松、宋美齡、陳唐山等人,運用對美國會的影響力, 成功推動《臺灣關係法》立法 。
同時進一步「臺灣化」:放棄「唯一中國」正統,提出「中華民國」在《臺灣關係法》被稱為「台灣政府」的建議。可惜此不為美國所採納。
同時,蔣經國推行「反共、親美、保臺」的「經國路線」,力抗鄧小平「一國兩制」統一攻勢,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將兩岸定調為「地位對等」,並將 外交政策中心定為「確保美國忠實執行《臺灣關係法》」,對內則推動「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合而為一。
作者認為,蔣經國說「我來了臺灣四十年,我也是臺灣人」這句話具有「深遠政治意義」,在於促進「中華民國=臺灣」的認同。
簡而言之,作者指出,蔣經國的行為不僅是應對一九七二年中美簽署上海公報後,箝制「中華民國」的國際現實(若林正丈稱為「七二年體制」,汪浩則命名為「上海公報體制」),他更想當「現代臺灣(即領有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的國父,因此積極推動「法理臺獨」。
但又因為平生謹慎,所以最終沒有走出最後一步,轉而「有意圖地」挑選李登輝作為繼承人,因為他認為李登輝與他理念一致, 他相信李登輝會加速「中華民國臺灣化」,完成其未竟的事業。就這點角度來說,蔣經國也是「現代臺灣」「意外的國父」。
李登輝
李登輝作為蔣經國後下一任總統,延續著兩蔣「臺灣化」、「中華民國=臺灣」的路線,面對中美兩國建交後的蜜月期, 為了確保國際生存空間,除了持續著推動非官方關係的實質外交路線外,也不斷透過各種曝光的機會製造兩岸是不同政治體的形象。
同時,雖然逐步與對岸建立交流管道,李登輝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只願意堅持自己的三段論「一個中國」原則,絲毫不理會「中華民國」的意願。
因此他在「一個中國」原則上並不讓步,堅持著蔣經國「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概念,抗拒中國矮化兩方為「中央 — 地方關係」和「臺灣是中國叛亂一省」的宣稱,繼續推動對等的兩岸定位論述以為抗衡,最終版本就是俗稱「兩國論」的「特殊國與國關係」。
然而面對中美關係的蜜月期,「兩國論」受到壓制。作者認為李登輝
「有意識地去衝撞『上海公報體制』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的框限,希望為未來的總統開路,擔當起現代臺灣國父的角色,可惜,由於中國和美國聯手激烈反對『兩國論』,李登輝最終功虧一簣,沒能將『兩國論』入憲。」
總結上述,我們可以看到,整體而言,因應著國際/兩岸關係的劇烈變動,為了確保「中華民國」在國際的生存空間,汪浩認為,以蔣介石為開端,做出了劇烈的「政策」調整:「臺灣化」。
這個政策調整以蔣介石遇到的「中」美關係改善、聯合國代表權之爭為開端,作者判斷, 蔣介石願意接受改名、雙重代表權等舉動,已經是「臺灣化」的開端 ,「中華民國」開始向現實控制領域「臺澎金馬」收縮。
而蔣經國面對著外部壓力的挑戰,除外交上也採取更務實的態度外,更進一步完成「中華民國」收縮至「臺澎金馬」的政治態度, 並在「認同層面」將「中華民國認同」與「臺灣認同」揉合,並堅拒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攻勢,堅持「一個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態度 ,並親自挑選一定會繼承他們臺灣化事業的李登輝作為後繼者。
李登輝不負所託,為了對抗日益強大、美國與之親善的中國, 他採取務實、製造曝光度的外交路線,並延續「臺灣化」,製造與之抗衡的兩岸/國際論述:「兩國論」,儘管受到美中的打壓而無法成功入憲,但也為未來鋪墊基礎。
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呢?
作者在結論認為,後來的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事實上仍然延續著蔣介石開啟的這條「臺灣化」路線,這條路線。 馬習會事實上代表了兩岸彼此承認是「兩個對等政治實體」的主張。現今蔡英文必須持續加深這條路線,說服外邦「中華民國=臺灣」是事實獨立 ,並給予臺灣人民未來的決定權後,看臺灣人是否有勇氣在歷史關頭上勇敢取得法理獨立。
讀完本書,我對於作者書寫的意圖感到敬佩,梳理戰後臺灣史需要閱讀大量各界檔案,也需要同時理解冷戰局勢下的各種國內外歷史及其變化。然而卻也同時感到好奇,作者接受林孝庭教授「意外的國度」的看法,卻因此推導出「『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令我感到相當不解, 難道有國,就一定要有國父嗎?
國父的定義又是什麼?而且,需要「國父」嗎?而且,真的是「意外」嗎?
(本文經原作者 百噸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原文標題為 〈【Book Review】有「意外的國度」就有「意外的國父」嗎?——讀《意外的國父》的疑問與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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