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要推薦這篇文章】
中共與西藏的衝突至今仍頻頻爆發，究竟兩者之間的關係為何？我們要從滿清的乾隆皇帝談起。
乾隆皇帝將藏傳佛教引入滿人的思想中，在國內大興寺院，在相關事務上的花費動輒上千萬兩。此外，他將死後的陵墓改建成地下佛國，將死後的希望寄託在佛國中。
不得不說，乾隆皇帝是真正信仰藏傳佛教，而非僅僅是為了統治的需求。而後的帝王，依舊與西藏維持著宗教上的關係，因為滿清皇帝認為，與西藏的關係就如同蒙古與西藏一樣，是在宗教上的「護法主」，可以藉機干預西藏的宗教事務。
然而今日，中共以滿清政府與自家政府同為中國執政黨，將信仰藏傳佛教的滿清對西藏的政治參與，當作是種承襲；殊不知，滿清和西藏的關係是建立在「宗教」之上，與現今無神論的中共一點都無關。
探討相關議題的同時，我們帶您回到滿清，一窺乾隆皇帝與西藏之間的政治關係。（責任編輯：鄭伊真）
文 / 羅友枝
乾隆時期繪製的許多唐卡把乾隆皇帝描繪成文殊菩薩。到底這樣的乾隆唐卡有多少，我們沒有確切統計數字，但最近的一項統計說，在瑞典、北京、瀋陽和布達拉宮至少有六幅這樣的唐卡。
大衛．法夸爾分析了唐卡肖像畫及其體現的象徵意義：
我們看到乾隆……身穿高僧—轉世者特有的服裝，頭戴佛帽，身披袈裟；左手托法輪……右手作施法印……他的周圍有許多佛、神和女神……畫像下面的藏文題字提示我們，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幅肖像畫，而是佛的化身，「大智大慧的文殊菩薩，人的守護神，大德法王，是……能帶來好運且滿足所有願望的大威德金剛」。
雖然大衛．法夸爾在他的文章中只複印了一幅唐卡，但目前所知仍存於世的六幅唐卡都具有他認定的那些重要的肖像畫特徵。在每一幅畫中，乾隆皇帝都端坐於蓮花座上，身穿喇嘛的袈裟。
在其中幾幅唐卡中，他的姿勢與大衛．法夸爾描述的完全一樣，還有幾幅，他左手托著盛滿珍珠的缽。在其中幾幅唐卡中可以看到，蓮花上放著火紅的劍，他的座位左右兩側放著佛經和與文殊菩薩相關的一些象徵性物品。
在多數唐卡中，座位前都繪有一個刻著字的供桌。所有的唐卡都描繪了乾隆皇帝的宗教導師若必多吉的轉世世系，都畫在皇帝的上方。唐卡的其他部位繪著其他佛，包括繪在唐卡底部的保護神。
迄今為止尚未見到其他清帝的唐卡。作為歷史工藝品，乾隆唐卡值得認真研究。 在這裡，我們只限於探討一下它的政治意義。
法夸爾認為，這些唐卡是宮廷贊助的肖像畫的一部分，而這些宮廷畫，專門畫赴五臺山藏傳佛教中心朝聖的蒙古信徒。他指出，康熙皇帝到五臺山朝聖五次，乾隆皇帝六次，嘉慶皇帝一次。
之前，乾隆就致力於此，這清楚地體現在一六六七年刊行的第一本蒙文版五臺山朝聖指南，該書把清廷統治者稱為 「文殊菩薩轉世，救世聖主」。這種宣傳活動是相當成功的，有事實為證：在西藏編年史中，每當提到大清皇帝時，都用文殊菩薩代之。
早期進行的把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集於一人之身的努力，在乾隆朝達到了高峰。就此而言，大清皇帝和達賴喇嘛都越過了原來的「喇嘛 ─ 保護者」關係的界限，構築出「雙重統治」的經典模式，賦予了西藏僧侶與世俗統治者之間關係的新生命。
雖然「雙重統治 」模式造成了雙頭政治，但新模式超越了以前宗教與世俗世界之間的區別，達賴喇嘛的地位確實如同皇帝一樣。魯埃格（Ruegg）指出，「喇嘛既是統治者又是菩薩……事實上可能結合了二者的功能。此外，傑布（rgyal po）則是法王，可能被視為菩薩的化身」。
魯埃格的分析突出了大清皇帝與達賴喇嘛、班禪喇嘛和藏傳佛教中其他轉世喇嘛之間的關係中固有的模糊性。所有職位的象徵性內涵都被改變，在傳統的「喇嘛─保護者」關係中造成了混亂。所以，關於清─ 藏關係的藏文記述與漢文記述大不相同，是一點也不奇怪的。一七八○年班禪喇嘛訪問承德和北京的一份文獻資料充分體現了對一件事情的不同「記述」。
一七八○年，乾隆皇帝在夏都承德舉辦生日慶典，班禪喇嘛前往承德，和皇帝會面。在承德逗留的五週時間裡，他走訪了宮殿和寺院， 他向皇帝和其他人講授密教。正如司徒安（Angela Zito）對我們提示的，藏文和漢文文獻各自以精巧的結構記述了整個過程，開頭都是「邀請」，後面是對訪問本身的詳細描述。
不同的記載反映出這些紀錄是給不同的人看的。 藏文紀錄以「喇嘛─保護者」模式記述這次會面，強調皇帝對班禪喇嘛的尊敬，突出老師的崇高地位。相反，漢文紀錄強調班禪喇嘛對皇帝的臣屬之禮，它是覲見皇帝的禮儀的一部分 。
由於這次會晤把皇帝的宗教關懷（從他的角度）與他作為天下君主的地位結合了起來，所以僅僅用等級制度的話語來解釋此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適的。如何看待這次會晤的意義，取決於一個人的文化觀。
當西藏高僧稱大清皇帝為文殊菩薩時，他們所處的語境是以密宗教義組織起來的佛和菩薩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每個佛都有無數的法身。 對於藏傳佛教的僧侶而言，大清皇帝承認達賴喇嘛是「觀世音菩薩」，象徵著皇帝認可了他們的宗教體系，這正如班禪喇嘛對皇帝和宮廷提供了服務而被接受為「導師」。
另有藝術品也展現了這種複雜的關係，存放於布達拉宮七世達賴使用過的薩松朗傑殿（殊勝三界殿）。這個佛堂中掛著一幅把乾隆描繪成文殊菩薩的唐卡，據說是一七六二年八世達賴喇嘛坐床時贈送的。
在唐卡下面，立著一個刻有藏、漢、滿、蒙四種文字的牌位，上書「恭祝康熙皇帝萬壽無疆」。這塊牌位顯然是七世達賴喇嘛為慶祝康熙登基六十一周年而呈送的。
牌位四周是著名喇嘛如七世達賴喇嘛、四世和六世班禪喇嘛和其他西藏喇嘛的雕像。左邊的牆上是擺放滿文版《甘珠爾》的架子。佛堂裡的這些工藝品無疑總結了早期的清─藏關係，具體的說是什麼呢？
一方面，為康熙祝壽的牌位體現了藏傳佛教對大清統治者的祈願，希望祈福靈驗，延年益壽。《甘珠爾》則使達賴喇嘛想到，大清皇帝作為信仰宣傳者所做的貢獻。
另一方面，這個佛堂裡的唐卡是最有意義的物品，它反映了統治者的形象在乾隆皇帝時期已發生變化。
乾隆把自己視為集文殊菩薩、成吉思汗和唐太宗為一身的統治者的化身，並在達賴喇嘛身上看到了自己的鏡像，意味著此種清─藏關係豐富了清廷在建構合法性上的資源。
（本文書摘內容出自《最後的皇族： 滿洲統治者視角下的清宮廷 》，由 八旗出版社 授權轉載，並同意 BuzzOrange 編寫導讀與修訂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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