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近連一連串重大社會事件之後，根據統計，約有四成民眾希望引進新加坡鞭刑。
其實鞭刑早在台灣日治時期就已經存在了，依照規定，只打男性。最多一次打 25 下，如果受不了，還可以分 4 次打。
但實施鞭刑之後，台灣治安並沒有漸漸安定。因為初期「六三法」在台灣施行的關係，總督除了掌握行政跟軍事權外，還有專屬台灣法令的立法權。所以在日本早就因不人道而廢除的鞭刑，卻在台灣實施了 17 年之久。直到 1920 年代的同化政策，才被廢除。
「亂世用重典」聽起來非常有道理，但說到亂世，台灣近代史可以說日治時期前兩百年，都是亂世。大清帝國統治之下的台灣大部分時間行政效率不彰、官府貪污腐敗、昏庸無能、班兵紀律渙散、治軍不嚴，在這樣子的環境底下百姓只能夠認命自保。總而言之就是一個「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混亂時代。
直到日治時期這一切才有了徹底的改變。總督府在統治初期面對混沌的治安和各方的反抗，總督府制定「匪徒刑罰令」。
「凡是聚眾行使暴行者，一律視為匪徒。匪徒首謀者、教唆者、參謀者、指揮者，一律死刑。」
短短五年之間，就有一萬多名「匪徒」被判處死刑，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經過法律程序。
「匪徒刑罰令」完整發揮亂世用重典的精神，但太過嚴苛的法令和粗魯的審判過程，也造成許多「陷民於匪」的冤情。光是 1915 年的噍吧哖事件被判處死刑的人就有八百多人。嚴峻的「匪徒刑罰令」也無法阻止這樣重大社會事件的發生，殺雞儆猴的做法不只治標不治本，留下更多是行政凌駕司法、政府侵害人權的印象。
對照我們的生活，在戰後中國國民黨「宣稱」的亂世（動員戡亂時期）之下，入罪、判刑、槍殺全依當權者的心情。百姓的命運掌握在國家的手中，受盡束縛與剝削。一直到解嚴之後，台灣人的生命才「漸漸」受到現代法治的保障，至今也不過三十年而已。
因此，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死刑和重大社會事件不是絕對性的二元關係，也不是用單一事件就能解決的。
（本文Youtube 影片由呂呂授權轉載，文章內容改寫自影片。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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